1968年，樊锦诗分娩前1个月，向领导请假去武汉生孩子，没想到被拒绝：“哪里不能生？”樊锦诗又气又羞。领导不但不批假，还安排她去收棉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生了孩子，可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
在中国文物保护的历史长河中,樊锦诗的名字熠熠生辉。作为一位孜孜不倦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她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敦煌莫高窟的考古研究与保护事业。
在那些寂寞而又充满挑战的日子里,樊锦诗凭着对文物的一片赤诚之心,一步一个脚印地探索着莫高窟的奥秘。她深入洞窟,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努力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潜心研究,她终于完成了对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工作。
这一成果,为敦煌石窟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
樊锦诗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她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的建设工作。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得以实施,为文物保护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今天,当我们走进莫高窟,欣赏那些彩绘壁画和塑像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珍贵的文物,更是一代代文物保护者倾注心血的结晶。樊锦诗,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1967年,当樊锦诗与大学同学彭金章步入婚姻殿堂时,他们怀揣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樊锦诗被分配到了敦煌,而彭金章则被安排到了武汉大学工作。
虽然两地相隔千里,但他们的心却紧紧相连。
樊锦诗最初的打算是,在敦煌工作三四年后,就申请调令,回到丈夫身边,开始甜蜜的小家庭生活。谁曾想,这个看似简单的计划,竟然一拖就是19 年。
1968年,当樊锦诗发现自己怀孕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考虑到敦煌医疗条件的落后,加上自己从小体质就不太好,她决定到武汉去生产。毕竟,在敦煌工作期间,她曾因为青霉素过敏而险些丧命。
然而,就在离预产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樊锦诗的请假申请却遭到了革委会的拒绝。"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这样无情的话语,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樊锦诗的心上。
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革委会竟然还要求她在这个时候去农村参加劳动。
原本,两边的亲人都围绕着"武汉计划"做了充分的准备。
上海的亲戚提前买好了婴儿衣服和用品,全部寄到了武汉;婆婆也带着营养品从河北老家赶到武汉,准备照顾樊锦诗坐月子。
计划赶不上变化,樊锦诗被迫滞留敦煌,而且因为劳动强度过大,她在回到单位没多久就分娩了。
当医生得知樊锦诗是一个人面对分娩时,惊讶之情溢于言表。"你丈夫呢?赶紧找人给他打个电报,告诉他你生了个男孩。"医生的话,让樊锦诗的心中充满了无奈和酸楚。
由于原本的计划被打乱,孩子出生时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有人责怪她:"你这个当母亲的也真是的,怎么连件衣服也不给孩子准备?"面对这样的指责,樊锦诗只能把委屈和泪水往肚子里咽。
当彭金章终于赶到敦煌时,孩子已经出生几天了。
他挑着一个扁担,把家里为母子二人准备的东西悉数带到。尽管在路上颠簸了几天,但令人惊奇的是,竟然连一个鸡蛋都完好无损。
彭金章好不容易与妻儿团聚了短短十几天,却又被催着返回工作岗位。
产假结束,樊锦诗不得不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自己则要投入繁重的工作。下班回家,看到孩子从床上滚落到煤渣中,她的心都要碎了。
无奈之下,1970年,她只能将孩子送到河北,由彭金章的姐姐代为照看。
这几年,可谓是樊锦诗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1973年,樊锦诗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她曾想过就此留在武汉,留在丈夫身边,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但是,她对敦煌莫高窟的情结,却始终无法割舍。
在武汉的半年时光里,樊锦诗经常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越是强迫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变化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
夜深人静时,她捧起的书籍,总是与敦煌石窟研究相关。内心的呼唤,终究战胜了现实的牵绊。半年后,她毅然决然地返回了敦煌,重新投入到心爱的事业中。
1986年,造化弄人的命运终于眷顾了这对夫妻。彭金章主动申请调动到敦煌工作,结束了长达19年的两地分居生活。"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迈出第一步,那就由我来吧。"彭金章的决定,让樊锦诗备受感动。
这次调动,不仅让夫妻俩重新开始了幸福的生活,也让彭金章的学术生涯有了新的起点。从商周考古转向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的清理发掘工作。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带领的考古队发掘出了波斯银币、叙利亚文写的《圣经》文选等珍贵文物,认清了各个洞窟的功能,为敦煌学开辟了全新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