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在宴席上，李仙洲问周总理：“老师，十几年前的莱芜战役中，我的五万大军覆没，为何韩练成军长却能突围？”
1956年1月，李仙洲被调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那里，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主要表现为“三得”，即吃得、拉得、睡得。功德林的战犯管理方式强调自我教育，管理者让战犯们组成学习小组，选举正副组长来推动学习与改造。
此外，管理干部还设立了墙报《新生园地》，为战犯提供了一个发表思想、交流观点的平台。然而，在《新生园地》创刊后的长时间里，李仙洲始终没有向墙报投稿，这使得他在战犯中被戏称为“哑巴老头”，意思是他既不喜欢写东西，也不愿意与他人交流。
直到有一天，李仙洲看了一部电影，影片中的人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管理所后，他无法抑制自己写作的冲动，于是拿出笔记本，写下了对这部电影的感想。他对电影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人物的形象差异感到困惑，认为两者都是人，但共产党呈现出的是浩然正气，而国民党则显得颓废无力，这让他感到疑惑，为何国共交战时，必然是共产党获胜，国民党失败。
他写下这些感想后，便将笔记本藏在枕头下。没想到，这本笔记本最终被交到了管理干部手中。李仙洲开始担心自己会因此受到批评，心情极为忐忑。几天后，管理干部将笔记本还给他，出乎意料的是，没有对他进行批评，而是温和地说：“这篇读后感写得不错，可以投稿到《新生园地》。以后看书、读报、看电影，写下自己的感想，大家一起分享，互相学习。”
听到这些话，李仙洲激动得一时语塞，他决定积极参与《新生园地》的投稿活动。从那时起，李仙洲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他逐渐在《新生园地》上小有名气。
1961年初的北京，天寒地冻，但一场特别的宴席却让室内暖意融融。这场宴席的主人是周恩来总理，座上宾客中有一位特殊的人物——李仙洲。作为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在获得特赦后，经常应邀参加一些重要场合。这一次的宴席气氛轻松，但李仙洲的心里却一直萦绕着一个十几年来未解的谜团。
酒过三巡，李仙洲终于鼓起勇气，向他曾经的＂老师＂周恩来提出了那个困扰他多年的问题：“老师，十几年前的莱芜战役中，我的五万大军覆没，为何韩练成军长却能突围？”话题回到了1947年的莱芜战役，那场令他痛彻心扉的失败。当时，他的五万大军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土崩瓦解，而同在莱芜的韩练成军长却不见踪影。
莱芜战役的失败，不仅让李仙洲丢尽了颜面，更让他背负了沉重的军事责任。那一战中，他指挥的整编73师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全美械军＂之一，装备精良，战斗力强。而46军虽然只是半美械军，却也是桂系的骨干力量。这两支部队在他的指挥下全军覆没，这个打击对他来说无疑是巨大的。
现在，在这场宴席上，周总理听了李仙洲的提问后，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他的回答虽然简短，却给了李仙洲一个明确的方向。＂你有空了，可以找韩练成同志问一问。＂就是这简单的一句话，其中的＂同志＂二字，已经包含了太多信息，让李仙洲瞬间明白了个大概。
李仙洲在被我军俘虏后，并未因为他曾经的罪行受到特殊对待。相反，我党秉持仁义之心，对他给予了优待。由于李仙洲身上有伤，陈锐霆关心地指示看守的战士：“李副司令伤势较重，要尽快送他去联络部治疗。”为了提供更好的治疗条件，华东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吴宪为他单独安排了一个大房间，并派遣了医术精湛的医生为他治疗。
在李仙洲住院期间，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也亲自来医院看望他。李仙洲在晚年回忆时表示，陈毅看到他腿部受伤后，主动将自己的小板凳拿来垫在他脚下，让他躺得更舒服。临走时，陈毅还告诉炊事员：“李仙洲是山东人，喜欢吃水饺，可以给他做些水饺。”这一举动令李仙洲深受感动，紧张的心情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1960年1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审批第二批特赦国民党被俘将领时，将李仙洲的名字列在榜首，并亲自批示特赦。周总理亲自设宴招待几位黄埔军校出身的获赦人员，并特意让李仙洲坐在自己身旁。周恩来温和地说道：“黄埔一期的几百名学员中，印象最深的是你和曾扩情。因为你们年纪较大，学员们都称你们为李大哥、曾大哥。”
李仙洲特赦回家后，刚走出家门，就被一群中小学生拦在巷口。学生们激愤地对李仙洲高喊：“打倒国民党军阀李仙洲！”“李仙洲是大战犯！”听到这些，李仙洲的妻子非常生气，立刻与学生们争辩起来。李仙洲见状，立刻拉住妻子，冷静地劝说道：“你别生气，难道他们说的不对吗？现在虽然不再是大战犯，但孩子们提醒我不要忘记自己的罪行，继续改造，这其实是在帮助我。”
几位公社干部看到这一情况，迅速赶来制止学生，并向他们解释李仙洲的改造过程和我党的一系列政策，最终学生们由愤怒转为理解，纷纷向李仙洲拜年：“欢迎李仙洲先生回乡过年！”面对这一幕，67岁的李仙洲既感动又感到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