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才芳将军回忆道：许世友很早就有酒瘾了，当时许世友还在其手下当兵，一天，詹才芳到大家住的地方去看看。走到许世友的床前的时候，见其床铺上只有几件衣服，其他的物件，除了一个水壶之外，也没有多少。看得出来，许世友对这个水壶很是珍重。
许世友上将曾在南京军区司令任上时，收到教员的一本书，书中包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等自然科学的经典著作。教员特意嘱咐他说：“你也要认真看看这类自然科学的书籍。”许世友天赋异禀，对于这类书籍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关注起紫金山天文台。此后，许世友以其对工作严格的态度，开始关注该天文台的内部工作。1970年，紫金山天文台的两百名干部职员中，有超过一百八十人被许世友发现涉及间谍活动。
在1958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军队干部应每年下连队当兵一个月，并建议第一年最好能下去两个月，体验士兵的生活。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许世友于1958年10月17日来到海防前线的某部六连，穿上士兵服，戴上船形帽，正式成为了一名上等兵。
六连的官兵们得知许世友要到自己的连队时，既惊讶又高兴，纷纷转告这一“稀奇事”。连长得知后，立刻敲锣打鼓，列队欢迎。许世友到达连队后，按照老规矩，连长敬礼并报告，但许世友却风趣地说：“连长同志，你搞错了，我现在是一个上等兵，应该是我向你连长报告，请连长分配工作！”
刚开始，战士们称许世友为“首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他的称呼发生了变化。从“许同志”到“老许同志”，甚至有个别胆大的战士开始亲切地称他为“许老头子”。许世友对这种称呼的转变并没有表现出不满，反而开玩笑地回应：“如果我不当兵而在家种田，老乡们会喊我许老汉了。”
那天，詹才芳按照惯例来到战士们的住处检查内务。各个床铺整齐划一，被褥叠得方方正正，完全符合部队的要求。走到许世友床前时，他停下了脚步。许世友那时还是个年轻的班长，床铺上除了叠得整整齐齐的几件军装，就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水壶特别引人注目。
这个水壶被许世友擦得锃亮，放在床头最显眼的位置。在部队里，水壶是每个战士的标配装备，但许世友对这个水壶的态度似乎格外不同。詹才芳注意到，许世友平日里去哪都带着这个水壶，而且总是小心翼翼地护着，仿佛里面装着什么宝贝似的。
身为连长的詹才芳其实早就知道一些传闻。战士们私下议论，说许世友这个班长脾气倔，办事认真，就是有个特别的习惯——离不开酒。不过在那个年代，部队里是明令禁止饮酒的。这一天，詹才芳决定探个究竟。
他拿起那个水壶，故意摇了摇。水壶里晃荡的声音让许世友的表情立刻紧张起来。经过一番试探，许世友终于承认了水壶里装的是酒。他解释说自己离不开酒，没有酒就浑身没劲。这个回答让詹才芳既感到好笑，又有些无奈。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每个革命战士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习惯。许世友虽然有些小毛病，但他作战勇敢，带兵有方，是个难得的人才。詹才芳深知这一点，所以对这个爱酒的年轻班长格外包容。当时的战士们都记得，许世友虽然喜欢喝酒，但从来不耽误军务，打仗时更是英勇顽强。他总说：＂打仗时一滴酒不沾，但休息时少不了这一口。＂
1941年3月，毛泽东将许世友派往山东抗日前线，并委任他为八路军三八六旅副旅长兼胶东军分区司令员。对于这一任命，军委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但毛泽东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决策，并解释道：“在斗争中考验许世友嘛。”同年3月15日，许世友首次在战前动员会上公开发言。
他直言道：“毛主席派我来胶东，就是来打仗的。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老蒋制造‘皖南事变’，配合日本打我们。我们不打就没有出路，不打就不能抗战到底。我们要当硬骨头，不当投降派，要坚持打下去，打垮投降派，打倒小日本，打出山东新局面！”他一连喊出了八个“打”字，场面气氛紧张而激烈。
1948年初，许世友又奉命西进，展开了山东战场的全面反攻。他指挥了周村战役、潍县战役和兖州战役，为山东的全面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关键的是，尽管两军激战正酣，胶东与东北地区的运输联系和人员往来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保持了畅通，战略地位愈加突出。在此期间，许世友深刻认识到随着敌人的固守，我军的战术必须从“运动战”转向“攻坚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战场局势。
1953年，许世友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在战场上成功击退了装备精良的敌军，展现了他卓越的战功和深厚的资历。许世友预期自己能被授予大将军衔，但最终却只获得了上将的军衔。对此，他感到十分郁闷，甚至认为自己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心中积压了不小的怨气。
愤怒之下，他曾拍桌子发火，甚至打算找周总理讨个说法。然而，当他准备拨通电话时，周总理却主动打来了电话。听到电话那头是周总理温和的声音，许世友立刻意识到自己有些冲动，总理安慰他说：“大将也好，上将也罢，都是国家的功臣，都是值得铭记的。”许世友听后，坦然接受了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