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曾经是上海的第三把手，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年轻的时候还是位文艺青年，创作过颇有影响的散文、传记文学、话剧等作品。
一次，王洪文因醉酒拉着徐景贤的手说：“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就是个大老粗，不像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徐景贤自然安慰了他，并试图让他放松心情。1972年，王洪文被调往北京，之后徐景贤与他共事的机会也减少了。
尽管王洪文担任了副主席职务，但他依然拿的是国棉十七厂的工资，每月仅六十多元，这显然不足以支撑他的生活需求，王洪文便开始向上海市委申请生活补助。徐景贤对此产生了不满，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支出，并曾专门写信给张春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指出这笔钱是“糊涂账”。
徐景贤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学业上的出色表现，还在于他敏锐的思维、犀利的文笔以及卓尔不群的才华，特别是在文史研究方面，早早展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徐景贤选择的研究方向非常明确，而他所研究的“中国天主教史”在当时属于相对冷门的领域。之所以选择这个课题，正是因为他的信仰背景。
徐景贤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长期担任教堂会长，全家人一直生活在教堂大院里。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徐景贤从小便与神父和老师们有着频繁的交流，渐渐对教会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国学研究院深造期间，直接师承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等学术巨擘。
为了开阔眼界，徐景贤积极参与学术交流，辅仁大学的天主教学术研究所的陈垣老师对徐景贤非常器重，并多次给予指导，帮助他在研究层次上不断进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徐景贤在天主教界逐渐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在《圣教杂志》等教会知名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学术文章，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一九六零年代的上海，文化部为话剧《年轻的一代》颁发优秀话剧奖状的场景令人难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部描写青年一代奋斗故事的话剧不仅在上海引起轰动，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而在热闹的颁奖现场，话剧的改编者之一徐景贤站在台上，接过那张凝聚着无数心血的奖状，为他在文艺创作道路上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徐景贤的成长轨迹颇具传奇色彩。出生于上海一个富裕家庭的他，自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才智。在当时颇负盛名的南洋模范小学和中学就读期间，他不仅学业优异，更展现出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这段求学经历为他日后的文艺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步入社会后，徐景贤的文学创作之路愈发清晰。他的第一部散文集《生命似火》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那个年代青年人的生活图景。随后，他又创作了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写作功底，更体现了他对时代精神的深刻理解。
在徐景贤的文艺创作生涯中，话剧《年轻的一代》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部话剧的改编工作极具挑战性，需要将复杂的社会现实转化为生动的舞台呈现。在创作过程中，徐景贤和创作团队深入生活，认真打磨剧本，终于创作出了这部打动人心的作品。话剧《年轻的一代》在上演后获得了空前成功，不仅获得了文化部的嘉奖，更重要的是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新中国成立时，徐景贤刚好中学毕业。那个时期，共产党刚刚解放南方，需要大量干部参与新政权的建设和领导工作。最初，徐景贤在上海的一个区里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华东局迁入上海，急需一批干部，徐景贤便被调往华东局的宣传处工作。那个时候，徐景贤对工作充满热情，要求自己非常严格。
他平时穿着列宁装，后来常穿中山装，衣服上口袋里总是插着两支钢笔。他的布鞋要穿很多年，破了也要修补后继续穿。机关里有做卫生或者到其他地方劳动的事情时，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干得也最起劲。为人谦和的他，总是主动和与自己同级或下级的干部打招呼。
徐景贤曾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光。他常常提到，要不是家人的温暖，他无法熬过那段艰难的牢狱生活。家人顶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只为换回18年后与他的团聚。妻子葛蕴芳知道他喜欢读书，便根据他的要求事先列出书单，然后四处借书。她瘦弱的身躯背着沉重的书袋，从徐家汇换乘三辆公交车到杨树浦，每月两次，毫不间断。
葛蕴芳因丈夫入狱，不仅被摘去了党员身份，退休待遇也没有按离休干部的标准执行。女儿们正值中学毕业，但因父亲的入狱，她们上大学的希望破灭，只能被分配到饮食店等最差的岗位。直到九十年代初，徐景贤的两个女儿才相继成家。当徐景贤在监狱里得知这一消息，看到了外甥的照片时，他形容自己仿佛在酷暑中喝下了一碗冰镇汽水，痛快淋漓。
2007年10月31日，徐景贤独自出门与朋友相聚。午餐时，他与朋友们一起举杯庆祝。下午两点，他回到家中，休息了半小时后坐在沙发上看书。妻子葛蕴芳正在厨房忙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奇怪的声音，急忙跑出来，只见徐景贤已经瘫倒在沙发上，没能再醒过来。他的亲人按照他的遗愿，将遗体捐献给了医学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