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沈醉回忆：江姐被审的时候，他在一旁目睹了全过程。当年徐远举没对江姐进行侮辱，是他踢了徐远举一脚。罗广斌说：江姐的机智、勇敢没写进小说，真是太可惜。
李清照的《如梦令》一直以来深受文人推崇，其中的“沉醉不知归路”被一位名叫罗裙的女子深深影响。她对词中的“沉”字感同身受，于是给自己的儿子取名沈醉。按理说，这位深得文学熏陶的母亲所养育的儿子，应当是一个才情出众、温文尔雅的文学青年。然而，现实中的沈醉却与这个理想中的形象相去甚远。
沈醉外表温文儒雅，然而他的个性与生活却充满了与文人风雅截然不同的气质。他拥有非凡的武力，力大如牛，一身武功出类拔萃。中年后的沈醉每天手不离拐杖，但这并非因为身体不适，而是将其当作防身的武器。甚至有记载称，沈醉在遭遇劫道时，凭借一根拐杖便能轻松应对七八个歹徒。年老时，他依旧保持着惊人的力量，70多岁时吃核桃竟然不用工具，只用两根手指轻松捏破坚硬的外壳。
沈醉年轻时的英勇和威猛，成为了他后来的名号的基础。他与赵理君、王天木、陈恭澍一起，被戴笠视为特务组织中的“四大杀手”，专责绑架和暗杀任务，他们的名号在军统内部十分显赫。而当时的军统组织正处于鼎盛时期，沈醉也因此名噪一时，成为“军统四凶”之一。随着军统的没落，这四人各自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有的隐姓埋名，四处逃亡；有的因种种原因落入囹圄，最终丧命；而沈醉则算是走得最安稳的一个。
1932年，18岁的沈醉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十六铺码头，投奔姐夫余乐醒，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局的前身）。通过姐夫的关系，他成功进入了戴笠的特务组织。从一开始，沈醉就凭借自己高大威猛的身材和聪明机警的头脑，获得了戴笠的青睐。
戴笠认为他是从事特工工作的理想人选，因此对他寄予厚望。沈醉也迅速展现出非凡的能力，他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刺杀胡继业。年仅二十岁的沈醉，以一把涂毒的竹刀轻松杀死目标，成功完成任务。
1964年的一天，沈醉独自坐在房间里，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多年前目睹江姐被审的情景。那一幕幕残酷的景象，似乎永远烙印在了他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沈醉曾是国民党的一名高级特务，参与过无数次对共产党人的审讯和迫害。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亲眼看到了太多的血腥与残酷。但江姐，这个身材娇小的女子，却用她的勇气和坚强，在沈醉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回忆起1948年6月，江姐因叛徒冉益智和涂孝文的出卖而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当时，重庆已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前沿阵地。国民党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对共产党人进行疯狂的镇压和迫害。
江姐被关押在重庆一个叫做渣滓洞的黑暗监狱里。在那里，她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忍受着敌人的非人折磨。可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江姐依然表现得无比坚强。
沈醉记得，在一次审讯中，徐远举这个凶残的国民党特务对江姐施以酷刑，妄图从她口中得到重要情报。但江姐紧咬牙关，一言不发。徐远举气急败坏，竟然威胁要对江姐进行人格侮辱。
就在徐远举准备动手的时候，沈醉鬼使神差地冲上前，一脚将徐远举踢开。江姐虽然最终没能逃脱敌人的魔掌，但她的精神却永远地活了下来。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特务接到命令，准备处决渣滓洞中的革命者。面对死亡，江姐没有丝毫的畏惧。她整理好自己的衣物，昂首走向刑场，走向她生命的终点，也走向革命的璀璨星空。
沈醉在28岁时便升任少将处长，成为军统系统中最高军衔的持有者，也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尽管母亲一直告诫他“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沈醉却无法避免多次参与绑架和暗杀行动。一次，在上海执行绑架任务时，他的汽车撞上了一辆人力车，车上恰巧坐的是刚去寺庙拜佛回来的母亲。
母亲误以为车里的男子是自己的儿子，喊出了沈醉的小名。为了掩人耳目，沈醉在部下面前恶狠狠地骂道：“侬瞎了眼！”母亲才没有再说话。事后，沈醉回家时，母亲还向他提到今天遇到一个人很像他。这件事虽然得到戴笠的赞扬，却让沈醉深感愧疚，心中对母亲的愧疚和自责始终未能消散。
1960年，沈醉获得特赦，开始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受政协委托，他撰写了有关军统局的长篇史料性文章，内容详实且可读性强。周恩来在百忙中读完后，笑着对沈醉说：“你害苦我啦。”这简短的五个字，成为了对沈醉文章的最高评价。
沈醉的写作不仅仅是回忆录式的叙述，他的作品《战犯改造所见闻》更是通过生动的刻画，让曾经叱诧风云的历史人物，如杜聿明、宋希濂、文强等，展现出不同的面貌。沈醉通过自己的笔触，打破了以往回忆录的枯燥，使得这些曾经的“大咖”呈现出更为生动和真实的形象。
1980年，沈醉与女儿一起前往香港探亲，终于与分离几十年的前妻栗燕萍和孩子们见面。尽管儿女们劝他不要再回大陆，但沈醉依然坚持：“你们的孝心我领了，不过，不回去不行！共产党信任我，让我和你们的妹妹一起出来了，我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