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大吵一架，随后毛主席的一句话，让周总理瞬间沉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表达了对这位伟人深切的敬意。
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在会见周恩来后感叹：“与他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称周恩来为“我所见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两三个人物之一”，并盛赞他“聪慧、机敏，极具耐性”。
法国外交部长E·马纳克称他为“一个完人”，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则直言周恩来“绝非平凡之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燃起革命的火焰；但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化为灰烬。”这些评价足以说明，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和卓越才能影响深远。
周恩来的爱国精神从少年时代便已显露无遗。13岁时，他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年仅14岁便在作文中写道：“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16岁时，他和同学们成立了敬业乐群会，发表演讲、撰写文章，抒发救国之志。在《尚志论》中，他以班超投笔从戎、诸葛亮鞠躬尽瘁为榜样，展现出立志报国的决心。他反复提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将国家命运与个人担当紧密相连。
儒家文化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与行为。他始终以国家为重，以民众为先，投身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他的情感深沉而真挚，理想坚定而执着，这种品格让他成为中国人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伟人。
1961年，新中国正处于 ＂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时期。由于严重的旱涝灾害导致粮食欠收，国家经济也遭受重创，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成为这个特殊年代的头等大事。
那时的中南海，领导人们日夜牵挂着饥民的生存状况。毛泽东主席每天都会翻阅大量报纸，了解各地灾情，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表示，作为国家领导人，应该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为了缓解粮食紧张，毛主席开始带头节约粮食。他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标准——每餐最多吃八分饱，一律不吃肉蛋等副食品。对于一个年事已高、工作繁忙的领导人而言，这样的饮食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本就不太理想，再这样下去，工作人员担心会影响他的健康。甚至为了这事，毛主席和周总理大吵一架，但主席的意志十分坚定。他说:＂现在老百姓还在饿肚子，我们凭什么吃那么好？共产党员就应该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主席以身作则的举动，很快在中央领导层产生了＂蝴蝶效应＂。周总理向工作人员交代，从即日起，自己每月领取的粮食也要比定量少四斤，节省下来的粮食要全部用于赈济灾民。总理的身体本就十分瘦弱，再这样节衣缩食，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一位工作人员看不下去，便去找主席求情，希望他能劝一劝总理，别把身体累垮了。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陪都，各国大使馆随之迁移。1939年，费德林从莫斯科来到重庆，进入苏联驻华大使馆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与中国政界、文化界人士广泛接触，其中与周恩来的互动尤为深刻。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领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费德林通过报刊早已听闻周恩来的事迹，并深受吸引。在一次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上，费德林第一次见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共产党领导人。
在费德林的笔下，周恩来以简朴但极具个人魅力的形象展现在人们眼前：中等身材，目光犀利且灵活机敏，脸上总是带着开朗的神情。他梳着整齐的黑发，穿着藏青色粗布中山装，既朴素又精神，整个人都散发着秀外慧中的灵性，令人一见难忘。
两人初次的交谈从文学与戏剧开始。当时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引发巨大轰动，借古讽今，抨击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激励了人民的斗志。
周恩来谈吐清晰，语汇丰富，能够轻松地从文学、历史转换到政治与经济，令费德林深为钦佩。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经历和性格存在明显差异。毛泽东自幼未曾离开中国，深受本土文化的影响，而周恩来则接受过海外教育，先后赴日本、法国和德国求学，早年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后人常将他们的个性比喻为“湖南辣椒”和“绍兴黄酒”，一刚一柔，相得益彰。
20世纪20至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外的名望一度高于毛泽东，但在反围剿斗争中，周恩来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在战略领导上的卓越能力，主动扶持他成为党和军队的核心领导人，并劝说博古等同志协力支持毛泽东。
周恩来始终以宽广的胸襟和无私的品德支持毛泽东，而毛泽东也凭借卓越的才能带领党和人民走向胜利。周恩来曾向青年人坦诚地介绍毛泽东，称他“不是天生的圣人，也曾迷信过，也曾走过弯路”，但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