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5年，唐武宗展开“灭佛运动”，拆毁4600多座寺院，勒令26.5万僧尼还俗，旁人问他原因，唐武宗说：“今日我不灭佛，祖宗基业恐为此覆灭，天下万民将不堪重负！” 唐武宗是一个有才能、有抱负、有决断的皇帝，他在位的短短六年里，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试图振兴唐朝的国力，恢复中央的权威，平息藩镇的叛乱，整顿吏治，节约开支，鼓励农桑，开拓边疆，与吐蕃、回纥等外族缔结盟约，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他的一些改革措施，如两税法、军制改革、科举改革等，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唐武宗的信仰背景，与他的灭佛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武宗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他从小就受到道教的影响，尤其是他的祖父唐穆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崇拜者，曾经下令天下道士都要聚集长安，为他祈福延寿，还曾经亲自参与炼丹术的实验，希望得到长生不老的仙丹。
唐武宗继承了他祖父的道教情结，他经常参与道教的法事活动，亲自修炼道教的内丹术，赐给道士紫衣，尊称他们为“真人”，还下令在全国各地建造道观，修复道教的经典和神像，大力提倡道教，试图使之成为国教。 唐武宗对道教的崇拜，与他对佛教的厌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武宗对佛教的厌恶，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既有个人的偏好和情感，也有政治的需要和考量，还有思想的冲突和矛盾。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唐武宗对佛教的厌恶，可能与他的性格和经历有关。 唐武宗是一个性格刚毅、气度豪迈、志向远大的人，他喜欢军事和政治，不喜欢宗教和文化，他对佛教的禅宗、密宗等思想，缺乏兴趣和理解，甚至感到反感和厌恶。他认为佛教是一种消极、颓废、怯懦的宗教，与他的雄心壮志和改革理念不符。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唐武宗对佛教的厌恶，可能与他的改革目标和国家利益有关。唐武宗在位的会昌年间，正值唐朝的中后期，这是一个动荡不安、藩镇割据、中央衰落的时期。唐武宗作为一个有志于振兴唐朝的皇帝，他意识到，要想恢复中央的权威，平息藩镇的叛乱，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财政和军事实力，而这些实力，又依赖于佛教的寺院和僧人。 唐武宗发现，佛教在唐朝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庞大的规模，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唐朝的寺院有四万六千余座，僧尼有二十六万五千余人，占有的土地有数千万顷，占有的财物有无数。这些寺院和僧人，不仅不纳税，不服役，还享有特权和优待，还经常与藩镇勾结，干涉政治，唐武宗认为，佛教的寺院和僧人，是国家的一大负担，是社会的一大祸害，是他改革的一大障碍，必须要加以清理和削弱，才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带来利益和安宁。 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是唐朝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灭佛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厉的一次灭佛运动。唐武宗的灭佛动机，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既有个人的信仰因素，也有政治的需要因素，还有思想的冲突因素。唐武宗的灭佛政策，对唐朝和佛教，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唐武宗的灭佛政策，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了社会的人口和劳力，增加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增加了科举的公平和公正，增加了儒家的地位和影响，为后来的唐朝的中兴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唐武宗的灭佛政策，破坏了佛教的寺院和僧人，破坏了佛教的文化和艺术，破坏了佛教的教义和理念，破坏了佛教的信仰和传播，使佛教在中国受到了空前的打击，也使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失去了一种多元和包容的氛围。唐武宗的灭佛运动，是一场动摇天下的宗教风波，也是一场反映时代变化的历史事件，它值得我们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