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1日，已经起义的原国民党保安旅旅长刘识非劝说国民党第38军残部在茂县起义，第38军军长李振西思想极其顽固，却说：“我们不起义！我们愿意投降。”
在娘子关的正面防线，面对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中国第88旅不堪重负，很快被敌人突破防线，铁路线也被切断。此时，孙连仲和冯钦哉的部队被困在娘子关火车站，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
战区副司令官黄绍竑在紧急情况下向阎锡山求援，请求支援娘子关。然而，阎锡山此时的兵力已经所剩无几，无法提供增援。在焦急万分的时刻，李振西挺身而出，告诉阎锡山他所指挥的部队离娘子关大约50公里，若立即出发，明天早晨便可抵达。阎锡山闻言精神一振，立即下令让李振西的部队赶往支援。
冯钦哉得知教导团取得了一些胜利，正在得意时，接到消息称教导团要主动进攻日军。冯钦哉豪气干云，表示每夺回一个山头，便奖励5000大洋，决不食言。当晚，教导团的士兵们在大喊大杀声中出奇不意地发动了攻击，李振西指挥部队激战一夜，付出了超过300人伤亡的代价，但他们成功在一夜之间拿下了日军占领的8个山头。
李振西，字昆山，甘肃定西人，生于1906年。李振西在著名爱国将领邓宝珊的推荐下，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炮兵科。军校毕业后，他最初担任杨虎城的侍从参谋。在西安绥靖公署成立后，李振西随杨虎城工作，并指挥直属部队在西安南郊汤峪一带阻击红四方面军。
1934年春，杨虎城将警卫营一部分扩编为教导营，李振西晋升为上校营长。由于教导营的官兵大多有中学或高小的文化水平，营长的职位比一般部队的官员要高，因此李振西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西安事变后，第17路军改编为第38军，警卫营和教导营合并为教导团，李振西被任命为团长。
1950年初的川西，寒风凛冽。茂县土门镇的山间，一场特殊的会面正在进行。已经接受改编的原国民党保安旅旅长刘识非，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为的就是劝说第38军残部放下武器。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李振西，曾是胡宗南的嫡系将领，此时正带领着最后的一批部众在此盘踞。
这次见面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尴尬。当刘识非满怀诚意地伸出手时，李振西却冷淡地把手背在身后，直接开门见山地质问对方此行目的。面对这样的局面，刘识非依然保持着平和的态度，详细解释了此行的用意。他希望能够说服这位曾经的战友，为部队谋求一个更好的出路。
在随后的谈话中，李振西的态度显得异常强硬。当刘识非提到起义一事时，李振西立即予以否认，却说出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话：＂我们不起义！我们愿意投降。＂就在一个月前，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已经在绵阳宣布起义。作为同属第7兵团的部队，第38军本应该跟随兵团司令的决定。然而，李振西却选择了独自带领部队进入茂县山区，妄图在这里维持最后的抵抗。
当天的对话中还发生了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场景。李振西声称自己手下还有两万人马，装备精良，完全可以在山区打游击。而事实上，他的部队已经只剩下不到五千人，补给线早已断绝，连基本的粮食和弹药都无法保障。面对这样明显的夸大之词，刘识非直截了当地指出：共产党的部队本就是从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以现在的情况还想打游击战，无异于痴人说梦。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时，李振西担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谋兼警卫团团长，负责警戒西安新城指挥部，并直接参与了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他亲自守护蒋介石，直到蒋介石离开西安。随着杨虎城被迫出国，第17路军的番号被取消，原西安绥署的部队被缩编为第三十八军，由孙蔚如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李振西继续担任第三十八军教导团团长。
李振西的教导团由警卫营和教导营合并而成，成为一个兵力充足、战力强大的部队。教导团下辖3个步兵营和其他支援单位，兵员超过2800人。虽然教导团的人数远超一般步兵团，但由于队伍的素质和训练，使得他们在“血战娘子关”中展现出了强大的作战能力。
1938年4月，教导团驻扎在陕东的合阳县灵泉村，负责黄河河防。6月，第三十八军和第96军合编为第31军团，李振西的部队更名为第31军团教导团。7月，教导团奉命东渡黄河，但在途中遭遇了特大暴雨，部队只能在泥泞中艰难行进。为了鼓舞士气，李振西大声号召：“同志们！我们振奋精神，我们是去抗日，到了河东我给大家每人发一双慰问鞋。”这番话鼓舞了士气，部队毫无怨言。
当日军第20师团第77联队进攻时，李振西的部队接到命令协助夺回失地。李振西深知敌军可能会突破防线，切断后路，因此提前部署部队加强防守。在与日军的激烈战斗中，李振西不惧艰险，指挥部队连夜反攻，最终成功夺回失地，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解放战争后期，李振西敏锐地察觉到时局变化，毅然决然地响应毛泽东、朱德和贺龙的号召，加入解放军。在1950年1月，他带领部队在四川茂县与解放军整编，极力促进西南和西藏的和平解放。李振西的起义被党中央高度评价，毛主席在1974年12月曾称他为“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