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孙元良大摆宴席，邀请师以上将领参加。见应者寥寥，他杀心大起，准备将策划起义的董宋珩等人捕杀。
董宋珩是川军老将，早年在川军田颂尧部摸爬滚打多年，历任团长、旅长、师长等职。
1932年，刘文辉与田颂尧为了争夺对成都的控制，各自集结部队，大战一触即发。刘文辉兵力占优，田颂尧心里发怵，召集孙震、董宋珩等主要军官开会，讨论“是战是和”。
孙震坚决主战，说：“必须打，我们的地盘绝不能丢，否则我们这些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董宋珩说：“能不打，尽量不打，两军混战，只会让百姓遭殃，应寻求和平解决之道。”
刘文辉得知此事后，企图以重金买通董宋珩倒戈，派人带着装满金条的箱子来到董宋珩的营帐。
来人说：“董师长，你若以后在刘司令麾下，定能平步青云，到时候给你个军长干干。”
董宋珩脸色一沉，说：“我虽不才，但绝不会为了钱财做出背叛之事，这种不义之财，我不屑一顾。”
随后，刘文辉与田颂尧在成都一带展开大战，造成一片狼藉。董宋珩对这种无意义的军阀混战很是反感，也因此与田颂尧、孙震等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
1934年，田颂尧被蒋介石联合刘湘打压，落了一个撤职查办的结果，其基本部队29军，由孙震掌握。在后来的川康整军中，29军改编为41军，孙震任军长，董宋珩为副军长。
孙震对董宋珩并不信任，一方面，想借助他的川军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却又不愿他在军中过分发展。
1946年，孙震出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董宋珩为绥靖区副司令官。后来，孙震所辖的整编41师、47师（原41军、47军）合编为整编47军。按理说，这个军长由董宋珩当最合适不过了，但在孙震的运作下，孙元良（孙震的侄子）从重庆警备司令任上空降过来当军长。
董宋珩心灰意冷之下，称病去四川老家当起了寓公。
1949年，由整编47军扩编的十六兵团，已在淮海战役覆灭，从战场逃回的孙元良，被老蒋派到四川重建部队。
重建的十六兵团，隶属于孙震任主任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孙元良名声不佳，兵团的主要军官对他大都不买账，孙震无奈之下，推荐董宋珩为绥署副主任、原41军军长曾甦元为兵团副司令官，协助孙元良指挥十六兵团。
董宋珩、曾甦元看不惯孙元良的跋扈做派，又不愿替老蒋当炮灰，于是暗中策划起义。十六兵团的主要军官，以董宋珩的住所为联络点，常常在深夜相聚，商讨起义的细节。
12月上旬，16兵团移驻绵阳、什邡、广汉一线。
董宋珩从成都前往绵阳迎接部队，见到孙震时，说：“孙主任，事到如今，不知道你有何打算？”
孙震说：“杨森让我跟着他去台湾，但我下不了决心。”
董宋珩说：“现在的飞机票，是一票难求，你要想走，就得尽快，这里有我和弟兄们顶着。”
几天后，孙震带着家人，乘坐杨森包租的飞机，逃离成都。
孙震走后，胡宗南电令孙元良，让16兵团从广汉截断川陕公路，阻止解放军南下，坚持一段时间后，回成都死守，掩护成都周围的几个兵团退走西康。
在孙元良主持的军事会议上，董宋珩说：“各位想想，我们16兵团团以上军官的家属大多都在成都。若在前方硬拼，一旦有个闪失，家属们可怎么办？依我之见，我们不如让开川陕公路，把部队放在什邡、绵竹一带，保存实力，再伺机而动。”
此话一出，底下军官们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大部分都是支持的。
孙元良眉头紧皱，思索片刻后，很不情愿的说：“好吧，就这样，但要是出了岔子，董主任，你可得负责。”
董宋珩听后，暗自松了口气，不动声色地应道：“孙司令放心，我自会安排妥当。”
散会后，董宋珩将起义的骨干军官召集过来，说：“赶紧转告各师，务必按原计划开赴什邡集结。记住，千万不可走漏风声。此次行动，关乎到我们未来的出路，务必谨慎行事，不得有半点马虎。”
第二天，孙元良得知部队各自行动，完全不听从兵团部的指挥后，大感怀疑，对副官说：“给我请董宋珩、曾甦元他们来吃下午饭，把能来的军长、师长也都通知到，就说我有要事相商，语气务必客气些，我倒要看看，他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董宋珩接到邀请后，与曾甦元等人聚在一起商议。
董宋珩说：“这明显是孙元良的‘鸿门宴’，他肯定察觉到我们的动向了。要是赴约，说不定就落入他的圈套，我们的起义计划也会毁于一旦。”
曾甦元说：“没错，不能去。现在当务之急是加快部队向什邡集结的速度，争取早日起义。”
孙元良迟迟不见董宋珩等人的踪影，气得将身旁的一桌酒菜掀翻。之后，孙元良依旧不死心，带着二千多分乘数十辆大卡车前往什邡，妄图掌控住面。
当孙元良赶到什邡城外时，见四周都是严正以待，将要起义的部队，顿时泄了气，带着手下仓惶离开。见大势已去的孙元良，干脆抛弃部队自行逃离。
12月22日，在孙元良这个起义最大的障碍被吓走后，由董宋珩、曾甦元领衔，十六兵团官兵，在什邡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