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沪的高铁车厢是改革开放版本：少说七八位男士穿轧花皮鞋，笔挺西裤——有裤线那种，衬衫，轻羽绒背心。开电脑做PPT和表格的不计其数，更有甚者前排突然拿日语开起了电话会！
返京的高铁车厢是中国特色版本：前排的部委出差领导和随员感叹着『事业单位比公务员还好些，公务员就是熬着，加班是加不够的班』；旁边的沙东口音老叔是企业主，厂里似乎出现火情，安全生产责任尚不明朗，老叔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查监控、查记录，安排手下小某『抓紧给书记报』。
京沪高铁真乃国家命脉是也。
还有两小时到，突然广播有乘客发病，车上如有医生请联系乘务员——不知具体情况，一时间车厢里安静了。
十几分钟后下一条广播响起：哪位乘客有药品西替利嗪，请联系乘务员——巧了，我有。在我翻包的时候，过道对侧的中年女士问这是什么药？我说是抗敏药？女士又问，说她也备着抗敏药，她的氯雷他定是进口药，是不是更好？
我不晓得。穿过车厢把药给到乘务员，回来坐下，身旁的沙东老叔突然开口，说第一通广播之后『说完找医生，我一直仔细听，等着再广播，他要是要速效救心丸我就带着，我就能救他。』
突然我就觉得很感动。飞速行进的铁路动脉上我们有人提防过敏，有人提防心脏停跳，我们都很忙，身体不怎么好，忙来忙去，不过名利二字。我们不停工作，不停开会，不停地熬着。
但我们都会安静等待一个广播的，我们在等那个我们做好事，做好人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