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项英的妻子，历经长途跋涉，终于找到了项英，谁知项英却拔出手枪，怒道：“你说，瞿秋白同志，是不是你出卖的？”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踏上漫长的长征路。在这危急关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瞿秋白并未随大部队离开，而是留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改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长。 送别战友后，瞿秋白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坚持编辑出版《红色中华》，营造红军主力仍在苏区活动的假象。这一策略颇为成功，国民党军队直到一个月后才发觉红军主力已经撤离。然而，瞿秋白本身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随着工作强度加大和形势恶化，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1935年2月，苏区形势日趋紧张，中央分局决定派军区特务连的一个排护送瞿秋白和年事已高的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突围离开瑞金。同行的还有几位重要同志：邓子恢、项英之妻张亮和中央妇女部部长周月林。周月林因有医学背景，被安排沿途照顾瞿秋白的病情。张亮此时已经怀孕，但仍然坚决参与突围行动。 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启程，前往福建，准备转道广东到香港或去上海。途中，他们在长汀县的四都镇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考虑到敌人围困严密，且瞿秋白作为公众人物容易被辨识，万永诚建议让突围小组装扮成被俘的红军，由穿上国民党军服的战士＂押送＂着走出去。 然而，计划在2月21日晚上出现了意外。当小组在上杭县的梅坑投宿时，半夜突然响起了枪声。排长立即命令战士们到村头接战，让瞿秋白等人赶紧向村后的山上撤退。在黑暗中，瞿秋白、张亮和周月林等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山上奔跑，却不慎来到山崖峭壁边缘。面对紧追的敌人，众人只得冒险抱头滚下山崖。 不幸的是，瞿秋白、周月林和张亮在山脚下被包抄过来的敌人抓获。为应对审讯，三人迅速商定了应对策略：周月林假称是被红军抓去当护士的＂陈秀英＂，张亮自称是香菇商行老板娘＂周莲玉＂，瞿秋白则说自己是来上杭疗养的＂林祺祥＂。他们的沉着应对暂时骗过了敌人，被关押在普通牢房里。 在狱中等待营救期间，张亮因年轻貌美，被上杭县一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看中，尽管她已怀有身孕，这位赵老板仍花钱将她保释出来。周月林则因自称给红军当过护士，被一个李营长借去护理产妇。但不幸的是，瞿秋白的身份突然被暴露，他被转押到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师部。周、张两人随即被抓回监狱。 1935年6月18日，在劝降不成后，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从容就义。据现场记者报道，瞿秋白临刑前在公园凉亭前饮酒，神色自若，留下了＂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的感人遗言。他拍下遗照后，缓步走向刑场。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在这一背景下，张亮和周月林终于获得释放，在国民党龙岩监狱中服刑三年后重获自由。出狱后，她们第一时间就想回到革命队伍中。然而，中央苏区已落入敌手，两人只能带着在狱中出生的小男孩，踏上寻找组织的艰难旅程。 在寻找途中，周月林和张亮不幸走散。周月林辗转到达武汉后，未能与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关系，最终返回上海娘家，改名周月英，嫁给一位贫穷船工，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而张亮则带着年幼的儿子，经过艰辛的跋涉，终于在1938年来到南昌，在新四军办事处找到了丈夫项英。 等待张亮的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项英已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当他见到妻子时，脸上没有欣喜之情，反而满是严肃和质疑。据后来的传言，项英甚至拔出手枪指向张亮，厉声问道：＂你说，瞿秋白同志，是不是你出卖的？＂ 谈话后，项英去见了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然后返回军部，再未与张亮相见。几天后，张亮带着孩子离开了南昌，去向不明。 而周月林的遭遇则更为坎坷。1955年8月24日，当瞿秋白遗骸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后，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专案小组将目标锁定了周月林。 周月林被捕后，于1965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罪名判处12年徒刑，1969年送往山西榆次女子监狱劳改。直到1979年，人们在一份旧的国民党报纸上发现了真相：出卖瞿秋白的是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徐氏。 这一发现证明了张亮和周月林的清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随即于1979年11月15日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1997年，91岁的周月林在上海平静地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