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集体性悲剧：美国学术界和商界究竟何时会挺声反对特朗普？
当民主的基本制度受到攻击时，那些领导着主要大学和公司的领导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采取行动捍卫民主。如果美国的学术和商业领袖面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专制行为保持沉默，他们一定会后悔的。
美国的巨大财富和实力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大学和企业。前者孕育思想、研究和培训，使美国成为世界顶尖人才的圣地。后者带来投资和创新，推动美国强大的经济引擎。但现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似乎有意破坏这两者。
特朗普的行为并不令人意外。他的经济政策理念向来古怪，他对精英学术机构的憎恶——他认为这些机构是“觉醒”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众所周知的。更令人震惊的是，企业和学术界的领袖们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去年11月特朗普赢得大选后，商界人士表现出了谨慎的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特朗普是乔·拜登之后值得欢迎的变化，拜登曾对私营部门态度强硬，支持有组织的劳工和监管。相比之下，特朗普承诺降低税率和减少监管。他的关税言论是个问题，但大多数人认为这主要是为了作秀。股市因特朗普当选而飙升至新高。科技亿万富翁为他的过渡期捐款，并在他的就职典礼上姿态屈膝下跪。
几周后，人们发现这种乐观情绪被严重误导了。特朗普在经济领域接连抛出“反转球”，导致美国股市自11月以来涨幅尽数回吐。很难说哪一步棋更糟糕：对美国的亲密盟友（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征收高额关税，还是贸易政策上的不断恫吓、威胁和反复无常，后者导致经济不确定性指标升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
更糟糕的是，伊隆·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门对联邦政府造成了严重破坏，违反了基本的法律原则，解雇了超过10万名政府工作人员。虽然切断对外援助可能有一些冷酷的逻辑解释，但政府还莫名其妙地削减了从卫生和生物科学到教育等领域的基础研究。
美国商界领袖应该很清楚，特朗普对他们赖以发家的体制构成了明显的现实威胁。尽管特朗普反复无常的贸易政策造成了严重破坏，但与他对市场经济繁荣所需的基本制度构成的威胁相比，这些政策显得微不足道。这些基本制度包括法治、三权分立、政府对科学和创新的投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与志同道合的外国建立稳定友好的关系。
马斯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机构。如果没有政府及时提供的关键贷款，特斯拉早就破产了；SpaceX公司也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政府合同。然而，特朗普抛弃了所有这些职能，转而推行一项没有连贯战略的议程，更不用说解决国家问题了。
特朗普对美国学术界的威胁更加明显。他大幅削减了政府对基础医学研究的支持；打着打击反犹太主义的幌子，他任意削减了美国一些顶尖大学的资金。哥伦比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早期目标，但其他大学（包括我所在的哈佛大学）也岌岌可危。
当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机构受到攻击时，那些主要商业和学术机构的领导者有责任站出来说话。然而，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大学校长都没有挺身而出。相反，他们的做法似乎被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瑞安·D·伊诺斯和史蒂文·莱维茨基称为“静默绥靖”。他们计算过，通过在幕后工作，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可以避免最坏的情况。
但正如埃诺斯和莱维茨基指出的，这种策略并不奏效。乌戈·查韦斯（委内瑞拉）、维克多·奥尔班（匈牙利）、纳伦德拉·莫迪（印度）和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土耳其）等专制民粹主义者总是把大学作为目标，践踏学术自由。无论是政府还是自我施加的审查制度，都是所有学术机构最终要付出的代价。即使独裁者最初对市场持友好态度，他们最终也会破坏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与这些其他独裁人物相比，特朗普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攻击在速度、胆量和透明度方面都令人震惊。人们再也不能说：“这只是他的口头禅，他永远不会兑现这些威胁。” 任何公民社会组织或公共领导人都不可能继续怀疑事态的严重性。
当反对者仍然分裂并害怕发声时，专制者就会得势。这就是集体行动的悲剧：当我们拒绝挺身而出时，我们都会失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顶尖大学和最大公司——那些信誉最好、损失最大的公司——现在承担着采取行动的更大责任。
试想一下，美国顶尖大学和最富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以及工会、宗教团体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发表公开声明，明确而响亮地指出破坏法治、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的危险。
这种姿态不会打动特朗普及其盟友，但会鼓舞其他民主力量，激励他们并帮助他们动员起来。数千万美国人都在问，什么时候有人会鼓起勇气大声疾呼。至少，那些发声的人会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作者：丹·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协会前主席，著有《贸易直话：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思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7年）。海外新鲜事海外编译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