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

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2016年，鞠萍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时刻，步入知天命之年，同时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她对这份荣誉格外珍视，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肯定，也是继续前行的动力。从《七巧板》《大风车》到《大手牵小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她的形象和声音陪伴了几代儿童成长。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工作32年，她对儿童事业的热情始终不减，从未有过职业倦怠，原因很简单——“喜欢”。 1966年，鞠萍出生于北京，父亲在京西宾馆餐厅部工作，母亲是纺织厂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哥哥。特殊年代里，父母被下放到河南正阳县干校劳动，全家随之迁往当地。她的小名叫莉莉，父亲在正阳县一家宾馆的保卫处工作，母亲则在食品厂当工人。年少时，她常常披着被单在家里又唱又跳，吸引邻居家孩子围观。1972年，父母被调回北京，全家迁回京城，父亲继续在京西宾馆餐厅部上班，母亲重返纺织厂。 当时，家中经济状况十分拮据，除了每月要给远在山东的爷爷奶奶寄钱，还要赡养姥姥姥爷，再加上一家四口的日常开支，生活十分紧张。那时，家里半个月才能吃上一顿肉，而她和哥哥正处于长身体的阶段，父亲便想出了一个办法。 京西宾馆经常接待大型会议，有些餐桌上的菜吃不完，他便将这些剩菜倒进碗里，大家称之为“折箩”。菜上浮着一层油，吃起来格外香，每次由几名工作人员一起分，父亲能分到一小碗。每当他带回这碗“折箩”，她和哥哥的食欲就被勾起，总能多吃一碗饭。父母却从不动筷，只说自己闻不得油味。多年后，她才明白，父母不过是想把仅有的荤菜留给孩子们吃。 1999年，一个阴郁的夜晚，鞠萍终于下定决心，向丈夫蒋启星提出了离婚。时间回溯至几年前，那时的鞠萍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走进蒋启星的鞋店买鞋，这位质朴善良的退伍军人立刻吸引了她的注意。两人由此相识，在随后的交往中，蒋启星的真诚与细心让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 婚后的生活虽不富裕，却充满欢声笑语。尤其是孩子出生的那一刻，他们都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满足之中。然而，好景不长，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电商的崛起让蒋启星的鞋店生意每况愈下。为了维持生计，他四处举债，甚至变卖家中值钱的物品，然而最终仍未能挽回颓势，鞋店不得不关门歇业。 生意的失败让蒋启星倍感挫败，他逐渐变得消沉，终日借酒浇愁。而此时，鞠萍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录制节目、出席活动，忙碌的日程让她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两人的矛盾日益加深，曾经的温情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冷漠。家，逐渐变成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 当蒋启星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作为离婚条件时，鞠萍心寒至极。那个曾经愿意赤脚为她寻找最合适鞋材的男人，竟然变得如此陌生，甚至利用孩子要挟她，在亲情和金钱之间逼她做出选择。 无数个不眠之夜后，她终于做出决定：放弃所有财产，带着孩子离开。她宁愿从零开始，也不愿让孩子在一个充满矛盾和伤害的环境中成长。这个选择让她的事业和生活陷入困境，但她从未后悔。 1985年六一儿童节，《七巧板》正式开播，鞠萍成为节目主持人。彼时，观众与主持人的互动主要依靠书信，最多时一天能收到106封来信。她不仅逐封阅读，还会认真回信。哪怕只是一张卡片，写上一两句话，她也觉得是与观众沟通的方式，希望能给对方带去一点温暖和快乐。这些信件不仅是观众对节目的反馈，也是对她的信任和喜爱。 随着时代变迁，观众的沟通方式逐渐改变，书信往来越来越少。如今，每收到一封信，她都会郑重收藏。她的口袋里常年装着这些信件，每封信都承载着观众的评价、回忆和情感。她珍视这些信件，将它们当作人生的一部分，见证了自己几十年来的工作轨迹。 在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工作三十余年，她始终未曾改变初心。有人曾问她，随着年龄增长，是否考虑转型主持其他类型的节目。她的回答始终如一：“不，等当不了鞠萍姐姐时，我就当鞠萍阿姨，将来还想当鞠萍奶奶。” 2014年元旦，《大手牵小手》特别节目组前往青海玉树，看望藏区儿童。上拉秀乡小学地处高海拔地区，虽经灾后重建，但仍面临诸多困难。国家电网尚未覆盖，近千名师生的日常用电仅靠太阳能板和一台严重老化的发电机。一旦发电机损坏，学校取暖、供餐都将成为难题。节目组带去了御寒衣物，并提供了一台柴油发电机，保障师生的基本用电需求。这台价值六万元的设备，并非节目组出资，而是鞠萍自费购买。 类似的事情并非个例。在西昌五道箐彝族学校录制节目时，她发现当地校舍、桌椅和黑板虽已完善，但教师缺乏电脑，备课成了难题。她随即联系节目组，为学校购置了32台笔记本电脑，确保每位教师都能拥有设备，提高教学质量。这次采购电脑的十万元，依旧是她自掏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