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份《中国公论》一篇报道：日本《大陆》杂志在1940年9月份有波多野乾一氏的一篇《延安水浒传》，将陕北党中活跃的人物冠以水浒传上的头衔，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虽然个性不一定完全符合，但是大抵上还相近的。 1940年，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推进受阻，各地游击战争如火如荼。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延安成为了日本军方重点关注的对象。日本《大陆》杂志在1940年9月刊发了一篇独特的文章，作者波多野乾一以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为蓝本，创作了《延安水浒传》一文。这篇文章随后被《中国公论》在1940年10月份转载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当时的中日关系背景下，日本对延安的情报需求日益迫切。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其军事指挥体系和决策层对日军来说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日本军方迫切需要了解这些对手的身份背景、性格特征和军事才能，以便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 波多野乾一是一位值得关注的特殊人物。表面上，他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记者，尤其对京剧艺术推崇备至。他在中国生活多年，与众多中国文化界人士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这层文化使者的身份实际上是他进行情报活动的掩护。他利用记者的便利条件，长期在中国各地活动，搜集各类军事和政治情报。 《延安水浒传》的写作构思颇具匠心。波多野乾一选择用《水浒传》这部中日两国都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作为载体，将延安的军政要员与梁山一百单八将一一对应。 这种以文学作品为掩护的情报传递方式，既能避免引起敌方的警觉，又能让日方相关人员易于理解和记忆。波多野乾一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试图构建一个便于日方理解的延安指挥系统图谱。 日方虽然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这个对手，但其理解往往停留在表面，难以把握其本质。《延安水浒传》的出现，既是一份特殊的情报资料，也是一个历史时期中日双方相互认知的一个缩影。 在《延安水浒传》中，波多野乾一对延安领导人物的分类对应呈现出三个层次的特点。首先是职能对应，他将军事指挥官与梁山好汉的战斗角色进行对照。比如把五虎将之首的彭德怀对应天勇星大刀关胜，两人都是军中统帅；又如将以机动作战著称的罗炳辉对应神行太保戴宗，暗示了红军机动作战的特点。 在性格特征的对应上，有些巧合令人称奇。如将陈光对应短命二郎阮小五，又如将左翼文学家比作圣手书生成仿吾，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质。 然而，在军中地位与梁山排名的对应上，则暴露出情报工作的局限性。例如，将担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对应地位较低的神机军师朱武，显然低估了刘伯承的实际地位。更有甚者，将军事才能出众的粟裕对应存在感极低的毛头星孔明，这样的判断失误暴露了日方对中共军事力量认知的严重偏差。 一些特殊的对应案例格外引人注目。如杨成武对应轰天雷凌震，这一对应因后来发生的阿部规秀被炮火击毙事件而显得格外生动。但也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对应，如将性格沉稳的徐向前对应霹雳火秦明，将不善军事的项英对应双鞭呼延灼等，都显示出对人物特征的误读。 从文化认知的角度看，《延安水浒传》说明了日本方面试图用中国传统文化概念来理解和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努力。这种理解方式虽然体现了一定的文化敏感性，但也暴露出认知的局限。特别是在对女性领导人物的描写上，将康克清、蔡畅、邓颖超对应水浒中的三位女将，既说明性别刻板印象，也显示出对新型革命力量的认识不足。 这份独特的情报资料，虽然在军事价值上存在明显缺陷，但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中日双方的相互认知具有特殊意义。它展示了日本情报机构如何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来理解和分析对手，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日方对中国共产党力量的估计存在严重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