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 李大钊：毕业日本早稻田大学； 陈独秀：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李大钊：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1905年，李大钊进入了永平乐中学。1907年，他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 在北洋法政学堂，李大钊深受新思潮的影响。此时他已经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责任感。 清朝政府的改革措施不断出台，却未能实质改变国家的命运。 1910年，他参与了全国范围内的国会召集请愿运动。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终于瓦解。 1913年，李大钊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他在同学的推荐下，做出了赴日本留学的决定。此时，他已具备了良好的外语能力。 与此同时，李大钊得到了两位重要人物的资助，分别是孙洪伊和汤化龙。 孙洪伊不仅在政治上与李大钊有许多共识，且曾亲自参与过早期的立宪运动。 而汤化龙作为一名有着深厚政治背景的立宪派人士。 1913年，李大钊前往日本，他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在这里，他与许多优秀的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学术联系。 安部矶雄是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者，他在课堂上讲授的社会主义理论给李大钊留下了深刻印象。 李大钊通过与教授的交流，逐渐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留学期间，李大钊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在与河上肇博士的接触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1914年，李大钊结识了章士钊。 李大钊首次在《甲寅》上发表的文章《风俗》，通过论述风俗与国家命运之间的联系，提出了群体不单纯是物理上的聚集，更是思想和精神的凝聚体。 1914年，袁世凯政府发布了《中华民国约法》，这部法案明显背离了《临时约法》所提倡的民主精神。 李大钊在《甲寅》月刊上发表了《国情》一文，强烈批评了德国法律顾问古德诺的观点。 1914年，他在《甲寅》上发表了《政治对抗力之养成》。 他认为，社会的力量不应被政治利益所左右，而应当在更广泛的民众智慧和社会力量中找到平衡。 李大钊并未完全支持当时的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过分注重政治斗争。 同年，陈独秀应章士钊的邀请前往东京，协助编辑《甲寅》。 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提到，家的存在应当服务于人民。 而李大钊则在稍后的《厌世心与自觉心》中，提出了与陈独秀不同的看法。 李大钊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自贬以奉人”与西方文化中的“自存以相安”之间的差异。 他认为，变革需要在深刻理解国情的基础上进行渐进的改革。 此时，李大钊积极参与了“讨袁运动”。 尽管袁世凯在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但国内的动荡并未停止。 在日本的两年多时间里，李大钊还积极参与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组织的各类活动。 留学生活的最后阶段，李大钊在总会的机关刊物《民彝》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 他在文章中阐述，国家治理应顺应民众的意愿，不能因暴力与权力的操控而忽视民众的基本需求。 1917年，陈独秀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他还带来了自己创办的《新青年》杂志。 与此同年，李大钊也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并成为图书馆主任。 两人的合作始于北京大学。 通过《新青年》杂志，陈独秀和李大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北洋政府对巴黎和会的不公行为采取冷漠态度。 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仅在理论上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还积极参与其中，组织并领导各类抗议活动。 当时，陈独秀因参与传播爱国思想被捕入狱，李大钊则全力以赴进行营救。 李大钊终于成功让陈独秀出狱。不过，他依然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这使得李大钊决定亲自保护他。 他雇了一辆骡车，将陈独秀伪装成收账员，成功将其护送至天津。在这段颠沛流离的旅程中，两人进行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事宜的深入讨论。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陈独秀也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 1920年，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而同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组织也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正式成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党内的早期组织已经发展到50余名党员。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党的工作；李大钊则专注于北方的党务工作。 1926年，随着奉系军阀掌控北京，李大钊继续坚守阵地。身边的同志多次劝他南下，但李大钊始终认为，离开北京将使党组织的工作无人接管。 1927年，李大钊遭到逮捕，引起全国震动。最终，李大钊英勇就义。 参考文献：[1]田浩辰,韦磊.李大钊的共同富裕观论析[J].唐山学院学报,2025,38(1):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