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作者的紧箍咒
《想飞的女孩》上映后，刷到很多离谱言论，不是围绕电影展开，而是针对文晏导演的人身攻击。首页也看到有不少博主在替文晏导演说话，从各个维度去反抗这场指责一个作品在许多年前就始终关注现实女性困境的女导演“不够女性主义”的围杀。
对《想飞的女孩》，喜欢的人猛夸"年度佳作"，讨厌的人直接骂"诈骗现场"，两极分化的程度堪比甜咸豆腐脑大战。
支持者认为文晏延续了《嘉年华》中对社会系统的解构野心，反对者则诟病其类型杂糅的失控与叙事的晦涩，这些我都能理解。
但争议的焦点逐渐滑向对导演的人身攻击，从“消费女性主义”到“精神男人”的污名化指控，这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女性创作者的容错空间，不仅没有变得广阔，反而在收窄，甚至会直接沦为道德审判。
影片极具争议之处，恰是我认为它前瞻性的表达，是对女性觉醒路径的去神圣化解构。
文晏镜头下的田恬与方笛，始终在原生家庭的"债务遗传"中艰难挣扎。
方笛逃离家庭却被父辈经济枷锁束缚，田恬反抗父权却陷入未婚先孕的生存困局，这种"不彻底的觉醒"恰是大多数底层女性的真实写照。
导演通过乌鸦意象的反复运用，将传统视为“厄运符号”的鸟，重塑为"负重飞翔"的图腾。
这种创作理念与当下主流舆论对“大女主”的期待形成错位，呈现了真实女性觉醒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脓疮与溃烂。
无论是田恬还是方笛，难道不正彰显着波伏娃笔下的“第二性”困境？她们不是本质主义的“女人”，而是在父权凝视下不断生成的“他者”。
“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的。”
回溯文晏作品内核的连贯性。从《嘉年华》揭露女童性侵案的系统性压迫，到《想飞的女孩》展现代际创伤的传递机制，其作品始终在凝视女性生存的"现实状态"，而非刻意“理想状态”。
当下舆论对女性导演的"完美期待"，本质就是新型创作枷锁！
部分观众指责影片"觉醒不彻底"时，其实就是在给女性创作者设限。
一位女性导演尝试跳出“严肃苦难叙事”的舒适区，很多人的苛责却远超艺术批评范畴，甚至演变为对其性别立场的质疑，这让我觉得悲哀。
人们仍然总在将女性艺术家的作品，简化为其性别经验的投射。
《想飞的女孩》的价值，正在于我们是否准备好接受女性叙事走向真实。
既要深刻批判社会，又必须提供光明出路；既要展现女性力量，又不能暴露其脆弱性。这种“完美女性叙事”的苛求，本质上就是对创作自由的变相扼杀。
文晏因此就被斥为落伍，我们如今是否正在亲手建造一座新的女性表达囚笼？
某些人嘴上喊着“支持女性创作”，实际搞的却是地狱级KPI考核。
这不叫支持女性，这叫给她们戴紧箍咒啊！春日荐片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