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国军将领彭斌、张佐斌带着万余人要冲入重庆，活捉蒋介石，在城门遭到杨森部的机枪扫射拦截。 当时，解放军已攻到綦江、南川一带。困守重庆的老蒋，急忙给胡宗南发去急电，声嘶力竭地命令其火速调两个军前来重庆 “保驾”。 11月26日，老蒋又下达了一道命令，让 “内二警” 前往重庆的南岸布防。 “内二警”全称“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其前身是川军25师。老蒋以 “整军” 之名，行吞并之实，将25师改编成了第二总队，原25师副师长彭斌出任总队长，张佐斌担任第一支队长兼重庆警备司令部江北地区指挥官（后来升任少将副总队长） 。 成为老蒋的 “御林军” 后，“内二警” 迅速扩充，最多时兵员近两万人，肩负着守卫重庆的工厂、仓库、飞机场的重任，同时也是老蒋在重庆的贴身卫队。 彭斌和张佐斌接到前往长江南岸布防的命令后，两人心中皆是 “咯噔” 一声，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忧虑。 彭斌皱着眉头说：“你我心里都清楚，咱‘内二警’不过是轻装备的部队，拿什么去和共军对抗？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 张佐斌长叹一口气，说：“是啊，总队长，这分明是信不过咱们，把咱当炮灰使啊。咱们本就是杂牌军，到了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还是防着咱们。” 彭斌说：“我早年曾在刘伯承部当过连长，如今老长官来了，老蒋怕是也有所忌惮。而且听说范绍增在动员你起义，他那边怕是也有风声传到老蒋耳朵里了。” 张佐神情中满是愤懑：“这老蒋一贯如此，稍有风吹草动，就把咱们往火坑里推。像我这种有点嫌疑的，他怎敢留在身边。” 两人一番分析，都意识到了局势的严峻。 在这之前，张佐斌就已经在与川军将领、袍哥头子范绍增秘密接洽起义事宜。张佐斌有个好友陈仲森，是重庆至诚银行的总经理，张佐斌担任银行的监察长，范绍增则是董事长，三人关系极为密切。 范绍增与李济深交情深厚，李济深嘱托范绍增在四川组织一支部队，然后相机起义。失去兵权的范绍增，思来想去，便托陈仲森找张佐斌商量，试图借助 “内二警” 的力量。 一天，陈仲森找到张佐斌，说：“我跟你说，将来趁老蒋惊慌逃跑时，何不想法将他逮住，那可是大功一件呀。” 张佐斌听后，心中一动，但又有所顾虑，毕竟这不是一件小事，还需从长计议。 张佐斌心里明白，自己虽为副总队长，可想要带领整个 “内二警” 起义谈何容易，总队长彭斌虽对老蒋也不满，但就起义一事，两人都心存顾虑，谁也不敢率先表明态度。直到这次解放军大兵压境，两人这才不再遮掩。 彭斌沉思良久后，说：“如今这形势，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看，咱们干脆起义，把老蒋捉起来。” 张佐斌当下也不再犹豫，说：“总队长，我早有此意，只是一直不敢跟你说。既然你也这么想，那咱们就干。” 两人一拍即合，召来信得过的军官，商讨具体的起义和捉蒋计划。 彭斌指着地图，详细地说：“第一支队摆到牛角坨，第二支队部署在曾家岩，第三支队安排在上清寺，第四支队布防中山路，另外两个支队由我带领突袭老蒋所住的‘林园’。四个支队控制重庆城防，两个支队负责捉蒋，如此安排，定能万无一失。” 张佐斌仔细研究着地图，思考片刻后，点头赞同：“总队长，咱们务必谨慎行事，千万不能出半点差错。” 众人又反复讨论了一些细节，直到确定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妥当，才满意地起身。 然而，就在起义的先头部队到了重庆城外时，突然遭到了川军杨森部364师罗君彤部的机枪阵地猛烈射击，打得起义部队措手不及，不得不暂时放弃入城。 后来张佐斌才知道，罗君彤攻打“内二警”，纯粹是他与彭斌之间的个人恩怨，而且是受了杨森的指使，这不过是军阀之间的相互倾轧，与老蒋并无关系。但这么一闹，直接导致捉蒋的最佳时机被延误，整个计划陷入了僵局。 到了深夜，张佐斌和彭斌见重庆城内的部队全都往外撤，准备第二天一大早再去攻打林园，不想凌晨过后，两人发现白市驿机场有几架飞机腾空而起，那正是蒋氏父子和俞济时等人来重庆时乘坐的专机。 张佐斌懊悔地跺脚，喊道：“糟了，是老蒋跑了！” 彭斌也一脸懊恼，垂头丧气地说：“一时慌乱，坏了大事！” 老蒋原本说11月30日中午飞去成都，但突然提前逃走了。 老蒋出逃，并非是真的知晓了 “内二警” 要起义，而是听说驻重庆附近的谢增新师已起义，解放军也有一个师正直奔白市驿，吓得他闻风而逃。 老蒋逃出重庆后，对 “内二警” 的起义行动毫无觉察，还把这支部队调往成都归王陵基指挥，张佐斌被委任为崇庆县防守司令、彭斌被委任为大邑县防守司令 。 张佐斌后来起义成功，感慨地说：“长时间顾虑彭斌是监视我的，不敢轻举妄动，不料彭斌也早有起义之心，却又顾虑着我，双方不明底细，所以互相防范。要是我们能早点坦诚相见，或许那次就能成功捉住蒋介石了。” “内二警” 的起义捉蒋行动，因诸多意外未能成功，实在是一大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