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长期存在的社会现实生活，却对人们的社会流动的动力是一种抑制。社会的上层等级虽然不是完全封闭性的，但开放的程度也确实有限。同一个较高的社会等级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友谊、亲戚关系或感情上的交流，彼此为子女的前途创造有利条件和承担照顾的义务。例如，在很长时期内，能够进入英国外交部，担任被认为有美好前程的外交职务的，主要是那些在英国外交界有势力的显要人物的子弟和亲属。殖民事务部门的一些被认为收入丰厚而且社会地位出众的职务，也很少落入与此无缘的家庭出身的人们的身上。大公司、大银行的董事们总是抱成一团，互相提携照应。
一般人也在追求社会地位的上升。但由于受到各种限制，社会地位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这样，不仅使较低社会等级的人产生了对英国的社会制度的抱怨，而且也使他们产生一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情绪。他们感到，如果没有机会到国外去施展自己的才能，那么这种才能在国内很可能被长期埋没。而英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他们感到改变社会等级是没有很大希望的。上述的两种动力中，只剩下了利润动力还在顽强地起作用，社会流动的动力减弱下来，至少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上减弱了。这些人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女无法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而消沉，甚至悲观失望。在这里，只要把英国社会和美国社会作一番对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美国，门第不像在英国受重视，社会等级之间的流动不像英国那样受限制，对个人身份和职业区别的看法也不像英国那样固定不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要比英国更加资本主义化，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就比英国充分些。这是任何一个把英美两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人都不会否认的。（...）
（...）按照机会均等的竞争原则，资本主义社会的现有各个职位都是向一切有条件参加竞争的人开放的。择优的结果必然是，各个职位都由最优者或最适宜者担任，不适宜者被淘汰。这样，每个职位的占有者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保持于现实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最好水平。但如果机会均等的竞争原则受到限制，人们的垂直社会流动有阻力，一切被认为是上等社会等级标志的职位只向受照顾者开放，职业的排他性未能被打破，那么这些职位显然不能提供应有的经济效率。道理是很简单的。要知道，人的才能来自实践，来自学习和锻炼，而并非来自遗传。通过特殊的照顾而优先占有某些职位的人，很可能不是最优者或最适宜者。因此，机会均等的竞争原则下的效率将会高于排除了这一原则之后所能提供的效率。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既然重门第、讲等级的社会观念和旧习惯势力长期有很大的影响，职业的排他性和垂直社会流动的阻力长期比较顽固，由此而产生的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损失，虽然不能精确地估计，但无疑是相当大的。
同时，这种观念的长期作祟，还使社会上产生一些足以抵消经济效率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把本来可以投资于现代化生产的资金转而用于购买不动产，因为在一个比较重门第、讲等级的社会中，不动产，特别是土地、庄园，是与个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另一个因素是促使一部分社会成员较少地关心如何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较多地关心如何通过社交、婚姻或其他门路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使子女得以上升到较高的社会等级去。这也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无形的损失。再一个因素就是：由于社会的风尚是重门第、讲等级的，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大量人力、物力、资金和时间被耗费于与生产无关的纯粹应酬性、礼节性的交往和奢侈性的消费之中，这种耗费同样是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