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苦干一辈子为什么还是一直穷 九十年代北方小城的寒冬里，七岁的主人公被父亲托付给独居的二大爷。破败的小院中，二大爷用捡来的搪瓷缸盛热汤，在捡来的课本里教孩子认字。 北方的冬天总是来得猝不及防。1993年的腊月，父亲把七岁的我领到城郊那座低矮的砖房前时，屋檐下挂着的冰棱正往下滴水，在青砖墙上冻成蜿蜒的泪痕。 "小海就托付给您了。"父亲的声音混着寒风，二大爷佝偻着背站在门槛里，灰布棉袄的肘部露出絮状的棉芯。他伸出树皮般粗糙的手，掌纹里嵌着洗不净的墨渍，却出奇地暖和。 那是我第一次看清二大爷的模样。花白头发支棱着，像是被北风胡乱吹过的枯草，眼窝深陷却亮得惊人。他住的小院堆满废品，却收拾得齐整——锈铁皮摞成规整的方块，旧报纸按日期捆扎，连碎玻璃都在墙角码出菱形的花纹。 "饿了吧？"二大爷从煤球炉上端下豁了口的搪瓷缸，白汽腾起来模糊了墙上的奖状。我捧着印着"劳动模范"字样的缸子，喝到了这辈子最烫嘴的白菜汤。缸身有道裂纹，用铁丝箍着，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二十年前在造纸厂得的最后一件奖品。 夜里我睡在捡来的弹簧床上，听着老鼠在纸堆里窸窣。二大爷的旧军大衣永远挂在门后，口袋里总揣着粮票。有次我看见他往盲眼阿婆的竹篮里塞粮票，自己却就着咸菜啃冷馒头。"你二大爷当过兵，饿怕了。"他摩挲着搪瓷缸上的裂纹，教我认缸身上褪色的红字："抓革命，促生产。" 春天来的时候，废品堆里钻出几株野花。二大爷用捡来的课本教我识字，泛黄的书页间夹着干枯的银杏叶。1996年父亲下岗那天，二大爷连夜把攒了半年的废铁拉到收购站。第二天我书包里多了套新文具，他军大衣的袖口却少了颗纽扣。 最难忘那个暴雨夜。我发着高烧说胡话，二大爷背着我往卫生所跑。雨水顺着他的脖颈灌进衣领，我的脸贴着他嶙峋的脊梁，听见他胸腔里拉风箱似的喘息。护士举着针管皱眉："怎么瘦成这样？"他嘿嘿笑着，从军大衣内袋掏出用手帕包着的钱——全是毛票。 2001年我考上重点高中那晚，二大爷蹲在院里烧了半夜的废纸。火光映着他脸上的沟壑，像是黄土高原被雨水冲刷出的裂谷。第二天他破天荒换了件干净衣裳，说要送我件礼物。我跟着他七拐八绕，最后停在一家旧书店门前。 老板是个戴圆眼镜的老头，二大爷从怀里掏出布包，层层打开是五本裹着报纸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六成新呢，"他手指在书脊上轻轻摩挲，"当年给大牛留的..."话没说完突然剧烈咳嗽，弯腰时后颈凸起的骨节像要刺破苍老的皮肉。 那天夜里我起夜，看见月光从窗棂漏进来，照着蹲在地上整理书本的二大爷。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像棵被风雪压弯的老槐树。旧军大衣铺在地上，上面整整齐齐码着要卖的书，每本都夹着银杏叶做的书签。 最后一次见到二大爷是2008年深秋。病床上的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却执意要我扶他去院里。银杏树哗哗地落着叶子，他忽然从枕下摸出那个搪瓷缸："留着...当个念想。"缸底粘着半块没吃完的月饼，已经硬得像石头。 整理遗物时，我在军大衣内袋发现个存折。每月十五号都有一笔存款，最近的是三天前的200块。存折扉页用铅笔写着歪扭的字："给小海攒的"。窗外的银杏叶扑簌簌落在账本上，那上面记着三十年间的每一笔借款：王婶五块，李叔十块，赵奶奶两袋面粉...... 如今我总在办公室备着野菊花茶。每当捧起那个缠满胶布的搪瓷缸，就看见二大爷在废品堆里拾起半截粉笔，在水泥地上教我写"人"字。他常说人活着就像银杏树，再贫瘠的土里也要站直了。茶水氤氲的热气里，那道裂纹上的"抓革命，促生产"愈发清晰，恍惚又是那个滴水成冰的清晨，他往我手里塞烤红薯时，掌心的老茧刮过我的手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