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和妻子邓颖超曾经怀有过两个孩子，第一次怀孕时，邓颖超为了工作，放弃了这个孩子，好脾气的周恩来知道后，第一次发了很大的火，他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
1973年7月，计划生育小组正式成立，华国锋担任小组组长。同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召开，会上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方针。会议结束后，周恩来与华国锋私下聊了几句，周恩来轻描淡写地提到：“我和邓大姐曾有过一个儿子，但可惜孩子没活下来。”说到这，周恩来眼角湿润，显得格外伤感。华国锋看着他，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缘分始于“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周恩来与邓颖超是师生关系，周恩来对邓颖超的印象是她有一双清澈而坚定的眼睛，而邓颖超则认为周恩来长得十分英俊。那时，周恩来已有一位漂亮的女友，然而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这位女士虽然同情革命，但始终不愿为此而奋斗，最终两人因思想不合而分手。 此后，周恩来与邓颖超通过书信保持联系，他们通过文字相互了解，彼此都知道了对方愿意为中华的崛起投身共产主义事业。这使得他们深知，彼此可以成为终生的革命伴侣。周恩来曾在寄给邓颖超的一张明信片上写道，明信片上印着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画像，他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能像他们一样，一同走上断头台。” 周恩来本身对于婚姻并没有过多的关注，直到遇到邓颖超之前，他一直是一个独身主义者，甚至早已打算一生不娶。然而，邓颖超的出现改变了他的一切。两人因为对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而走到了一起，最终他们携手走完了一生，彼此的革命理念和信念让他们成为了完美的伴侣。
1925年10月，正值第二次北伐东征之际。作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带领部队离开广州前往前线。那时的邓颖超刚与周恩来新婚不久，却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分居两地。就在周恩来离开后不久，邓颖超开始出现了反复的身体不适。 在一个平常的下午，邓颖超来到医院进行检查。当医生告知她已经怀孕时，这位年仅21岁的年轻女性陷入了深深的困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形势异常严峻。邓颖超深知，一旦生下孩子，必然会影响到她的革命工作。 思前想后，她最终做出了一个令她终身遗憾的决定：独自前往药店购买打胎药，未经丈夫同意就结束了这个新生命。然而，这个决定带来的后果远比她预想的要严重。服用药物后，邓颖超出现了大出血的情况，疼痛难忍，不得不请了一周的病假。 直到11月20日，夫妻二人在汕头重逢。周恩来一眼就发现了妻子苍白的面容和憔悴的神态。在他的追问下，邓颖超不得不道出了实情。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对妻子发这么大的脾气。他严肃地指出，革命工作与生儿育女并非对立关系，而是都应该被视为对革命事业的责任。 1926年初春，当邓颖超再次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时，她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周恩来。三天三夜的煎熬后，主治医生王德馨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为了保住产妇的性命，只能采用产钳助产。这个决定的代价是，他们失去了期待已久的儿子。那是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可惜因为难产造成的伤害而夭折了。
1946年5月11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出席了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晨和陈浩的婚礼。在婚礼上，邓颖超提出了夫妻间应遵循“八互”原则，即“互敬、互爱、互助、互勉、互信、互慰、互让、互谅”。周恩来认真聆听邓颖超讲解这些原则，并未打断她。邓颖超从周恩来的神情中看得出他对“八互”原则的支持。这些准则在两人的婚姻中得到了深刻的贯彻，成为了他们和谐相处的基石。 周恩来在工作上经常尽力“压低”邓颖超的职务，尤其是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这种做法邓颖超从未有过怨言。廖心文，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原主任曾表示，邓颖超对周恩来这样做完全理解，因为他们的信仰和三观完全一致，邓颖超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他们在工作上互相支持，在生活中相互勉励、共同进步。 在抗战期间，邓颖超与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一起先行撤离延安，而周恩来则继续在陕北指挥解放战争。在这段时间里，邓颖超几乎每月都会把《晋绥日报》以及其他参考资料转寄给周恩来，确保他能够及时获取相关信息。两人保持着长期的书信往来，这种习惯始终延续下来。 由于当时的革命环境复杂，周恩来有时因工作繁忙未能及时回信，邓颖超便会在信中带着一点娇嗔：“收件人虽忙不克写信，开个收条来总还可以吧，亦是应该的吧，你说对不？”每次周恩来有机会回信时，都会简短地写道：“沿途平安，堪以告慰老婆……回来后，能看到你更加年轻，那将如何快乐！”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亲手捧着他的骨灰，拜托飞行员将骨灰撒向了他深爱并为之奉献了一生的祖国大地。邓颖超写下了一篇名为《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的文章，纪念那段与周恩来共同度过的岁月：“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