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老红军为证明身份只身来到北京，在检察院门口主动去“碰瓷”检察长，唱完一首军歌后，向检察长庄严敬礼：“请求归队！” 1979年的一个寒冷冬日，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大门前站着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他神情焦急地向门口值班战士打听着什么，目光不时扫向远处驶来的轿车。 这位老人名叫肖成佳，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红军。此刻他正在等待一个重要人物的到来，这个人就是现任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 远处，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肖成佳深吸一口气，突然冲向正在行驶的汽车。 司机猝不及防，赶紧踩下刹车。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车子在距离肖成佳不到一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愤怒的司机刚要开口训斥，就见这位老人快步来到后排车窗前，激动地喊道：＂老首长，我是肖成佳，是您当年在第九军团的3号花机关！＂ 车内的黄火青闻声走下车来。他仔细端详着面前这位陌生的老人，一时间却想不起在何处见过。 肖成佳见状，立刻唱起了一首熟悉的《杜娘歌》。这首军歌正是当年在长征路上，黄火青亲自教给他的。 歌声中，黄火青的双眼渐渐湿润。那些尘封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他终于认出了这位当年活跃在第九军团的年轻宣传员。 两位老战友相认的场面感动了在场所有人。黄火青拉着肖成佳的手，仔细听他讲述这些年的经历。 原来，在古浪战役中负伤被俘后，肖成佳一直无法证明自己的红军身份。这些年来，他四处寻找当年的战友，希望能够恢复组织关系。 得知黄火青担任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肖成佳抱着最后的希望来到北京。他知道，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 肖成佳出生在江西省泰和县一个殷实的家庭。在12岁那年，他就接触到了革命思想，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红军队伍。 作为一个受过私塾教育的少年，肖成佳很快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干。他被分配到第五军团担任宣传分队长，负责向新加入的战士们宣传革命精神。 第五军团原本是国民党的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加入了红军。这支部队从对立面转向革命队伍，需要大量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引导。 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时，中央苏区遭受重创。面对国民党军队的优势火力，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转移，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长征。 在长征途中，肖成佳被调任到第九军团，继续担任政治部宣传分队长。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时任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 1935年2月，在第二次渡赤水时，肖成佳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战斗机会。朱德总司令亲自点将，让这个年轻的宣传员带领一个加强排执行伏击任务。 这次任务的地点是敌军增援的一条小路，任务目标是阻击敌军援兵。虽然从未指挥过战斗，但肖成佳还是接受了这个挑战。 临行前，朱德总司令仔细交代了作战细节，还亲手为他整理了军帽。这个细节，肖成佳一直铭记在心。 在寒冷的天气里，肖成佳带领战士们趴在山路旁，整整等待了十几个小时。当两个排的黔军出现时，他们发起了突然袭击。 这场伏击战取得了完全胜利，敌军被全部歼灭。尽管肖成佳在战斗中负伤，但这次经历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 后来，第九军团在掩护主力渡赤水时，与敌军周旋了两个多月。他们转战千里，不仅完成了任务，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 在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肖成佳被调入西路军政治部工作。然而在古浪战役中，他遭遇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伤势未愈的肖成佳和其他伤员一起，向西部荒野地带撤退。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他们遭遇了马家军的骑兵，全部被俘。 国民党军队对这些伤员采取了特殊的处置方式。他们将伤员遣返回原籍，关押在当地监狱，以此向家属索要赎金。 消息传到泰和县，肖成佳的母亲散尽家财将儿子赎回。这笔赎金几乎掏空了这个曾经殷实的家庭。 抗日战争爆发后，肖成佳多次尝试重返部队。但是，战争年代部队频繁整编，他的原单位早已不复存在。 没有档案记录，没有身份证明，肖成佳只能留在家乡。他一边帮助家人躲避战乱，一边为当地抗日工作出力。 从1937年到1979年，整整42年时间里，肖成佳始终没有放弃寻找证明自己红军身份的机会。他四处打听老战友的消息，希望能找到当年的部队领导。 直到1979年，一个消息传来：当年第九军团的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已经成为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这个消息让肖成佳看到了希望。 在检察院门口认出故人后，黄火青立即着手帮助肖成佳恢复党籍。经过严格的核实和查证，肖成佳终于重新拿到了那本鲜红的党证。 拿到党证的那一刻，这位年近古稀的老红军挺直了腰板，向在场的同志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四十二年的等待，终于等到了组织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