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般说法，让黄维这个“书呆子”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是各方面资历权衡的结果，但据杨伯涛晚年的回忆，竟然是黄维“关节钻营”、“攫取要职”，看来杨老先生对黄维这位老长官始终是耿耿于怀。 杨伯涛在回忆录中如此记述： “黄维本任国防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才调任新制军校校长不久，野心颇大，欲猎取某省要职。” “但资历不够，为培养资历，通过关节钻营，攫取这一支主力兵团司令的要职，作为过渡，蒋介石竟被蒙蔽。” “本来兵团司令一职，无论在战功上、资历上，胡琏都当之无愧，他当整编第十八军军长时，曾指挥过这几个军，特别是第十军(原整第三师)，由胡哺养而成。” “凭这种种条件，司令官一职，在我们官兵看来，非胡琏莫属。但出意外，胡琏屈居兵团副司令官。” “而同时的李弥，也是黄埔四期，论战功决不比胡琏大，却任为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实在不堪比拟。” “黄维只是凭着黄埔一期和胡琏曾是他的部下的资格，妄图作为升官的阶梯，趁军事更张之机，竭力钻营，置国民党利害于不顾，攫夺这一要职。” “黄过去在第十八军任职，不仅无所表现，还刚愎自是，苛刻寡恩，从来不得人心，黄没有和解放军作战的经验，对解放军情况是陌生的。” “他在抗日战争时，从淞沪战役到南（昌)浔（九江)战役，只打过一年仗。” “他任第十八军军长，在南浔线瑞昌作战时，指挥不当，并袒护一个与他有关系的失职闭长，与第十一师师长彭善发生争执，军长与师长向上级互相控告。” “结果黄维败诉，被免去第十八军军长职，调任军官学校桂林分校教育长。军长由彭善升充。” “我当时任第十一师参谋主任，虽然参与彭善的作战指挥起草文件，对于他两人在电话中争吵，只有静听，绝无权干预。” “不料黄认为我是彭善私人、伙同倒他，心存芥蒂。以后对我进行打击排挤，迟迟才发表我任军长的命令。” “黄从此脱离军队，多年没有上过战场。抗战末期又由教育长调任第五十四军军长、驻军云南边境，也未作战，短期又被免除军长职。” “这次兵团司令官的任命发表后，黄积极组织司令部，幕僚人选都是未经战场的人、他到前线驻马店就职时，召集师团级以上干部训话。宣称：‘自己对解放军作战，是外行，这次来当司令官只是过渡，几个月就走。’” “黄的出现，使得全军哗然，军心离散。我自获知黄维来当司令官，心情异常沉重。自发动内战两年多来，目睹友军纷纷败亡，我们是死里求生勉力挣扎。” “逆知在黄维这样一个人手下，更会加速败亡，前途险恶，覆辙可待。恰遇我患了一点病，我趁黄维未到前，即借病请假到武汉医治，在汉口医院住了几天。” “还算不错，黄一到汉口，闻讯曾到医院看望。我下定决心，不再当国民党军人了。出医院迳回到长沙，卸下包袱，闭门闲居。” “胡琏因第十八军无人主持，由南京赶回部队，住到军部。即时对第十八军、第十军在前方的五位师长示意，动员他们联名请求我返回部队。” “第十一师师长王元直、第十八师师长尹俊、第一一四师师长夏建勣、第一一八师师长尹钟岳、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五位，以情词恳切十万火急的电报，请求我速回部队。” “我激于情谊，义不可却，况又是以部队为家过惯了日子的人，闲居家中无所事事，十分苦闷，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豁了这条命，返回部队。” 杨伯涛与黄维都是陈诚集团的干将，但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大圈圈里有小圈圈，小圈圈里还有黄圈圈，杨伯涛与胡琏比较亲密，却对黄维始终少不了腹诽。 抗战、内战期间，杨伯涛一直与胡琏在一起，胡琏对战场感知能力强，能打仗能跑路。 而黄维在校长驱使下，陷入死地，全军覆灭，造成杨伯涛的心结始终难以释怀。 除此以外，杨伯涛对黄维不感冒，或许还有其他因素使然。 陈诚素来以清廉勤俭自诩，其“土木系”的将领也纷纷以此自我标榜。别人说说可能就算了，黄维可是真的两袖清风，孤芳自赏。 杨伯涛说黄维“苛刻寡恩、不得人心”，大约真实情况就是这样，黄维不会做人，不受待见，说好听点是别人对他敬而远之。 相比之下，胡琏就圆滑多了，懂得花花轿子人抬人，他善于笼络部下，胆子大，敢花钱，自然能够获得部下拥戴。 杨伯涛回忆，抗战胜利后，他在武汉的一幢二层洋楼里住了两年多，由公家分配一辆福特轿车、一辆吉普车，有司机、随从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需要的开支十分可观。 而杨伯涛每月的师长薪饷只有300余元，私人家庭生活费用完全由师部、军部经理处以特支费按月供给。 此外，胡琏示意第十一师军需处处长李俊，以公积金给杨伯涛在长沙南门外郊区小林于冲买下一处楼房作为住宅。杨伯涛内心深深感激胡琏给他的赐与，遑计其他。 杨伯涛自我解嘲地认为：“军需处每月给我特支费供给，是国家给予的待遇，只要我不写条子伸手向军需处要钱就得了。”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