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名退伍老兵连续杀害三人后人间蒸发。谁也没想到,过了31年后,凶手竟然因为抢了一袋花生米,暴露了自身真实身份…… 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一股商业浪潮席卷中国。那时候的老百姓还在用一元钱就能买到一斤猪肉,一个月十几块钱就能租到一间像样的房子。 当时人们还在用粮票、布票,但一个全新的商业链条已经开始形成。每个厂子都缺少原材料,各地都需要专门的人去跑供销,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采购员。 全国各地的采购员像一群不停奔跑的蚂蚁,背着行李奔波在大江南北。大多数采购员的任务就是从南方运布匹到北方,或者从北方运机器到南方,往返之间就住在那种每月租金只要十来块钱的旅店里。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一股神秘的杀机在江浙沪一带酝酿。这个凶手的目标很明确,专门挑选那些来自外地的采购员下手。 他最喜欢住在旅馆里,找机会和目标住在同一个房间。通常是用一些不存在的公司的介绍信登记,很快就能得到房间。 这个凶手的作案手法极其特别,总是用电线和插座制作简易电击装置。他似乎对电器有着很深的了解,每次都能准确地找到致命的电压强度。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李嘉惠,一个28岁的山东采购员。那天的静安旅社里,李嘉惠被发现倒在床上,脸上还留着电击的痕迹。 凶手每次作案都会拿走固定数额的钱——两百元。在1981年,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 除了钱,他还对手表情有独钟。每个受害者的手表都会不翼而飞,仿佛这是他的某种特殊癖好。 警方很快发现,这个神秘人总是用不同的假名登记。李义清、陈志伟、李明春,这些名字背后都是同一个人。 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先后在上海、浙江、江西等地连续作案。每次作案的手法如出一辙,都是先以同住者的身份接近目标。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冯守安正在熟睡中,突然感觉头皮一阵发麻。一睁眼就发现一个陌生男子正用电线对准他的头部。 电击的疼痛让冯守安瞬间清醒,他立即反击。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壮汉一把抓住了凶手的手腕,另一只手挥拳击中了对方的面部。 凶手显然没料到会遇到这样的硬茬,立刻选择了逃跑。他翻过旅社的围墙,跳入后面的小河中消失在夜色里。 这个细节为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从冯守安的描述中,警方确认凶手是一个身材偏瘦的中年男子,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 冯守安的幸存,让警方第一次有了对凶手的具体画像。根据他的描述,警方绘制了凶手的肖像,并在江浙沪地区的旅店和招待所张贴了通缉令。 但凶手似乎察觉到了风声,作案手法开始发生变化。他不再单独行动,而是选择和多人同住一个房间,这样更容易掩盖自己的身份。 在上饶的一起案件中,凶手甚至故意留下了一封信,声称自己是被某个组织胁迫。这种障眼法成功混淆了警方的视线。 案情一度陷入僵局。当时的通讯条件落后,三省六市的警方不得不靠写信和打电话来交换信息。 警方发动了数百名警力,走访了数千名群众。但每次似乎要抓到凶手的尾巴时,线索又会突然中断。 唯一能证明凶手身份的,就是那四枚在上海首次案发现场找到的指纹。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些指纹就像一把没有钥匙的锁。 警方只能用放大镜,一点一点地人工对比。光是上海本地的指纹档案就有四十万份,这种工作量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 2012年的春天,科技的进步终于为这起陈年旧案带来了转机。上海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指纹识别系统发出了一声提示音,系统显示在江西省东乡县找到了一个匹配的指纹。 这枚指纹属于一个叫艾红光的男子,是他在1983年因抢劫罪入狱时留下的。现在的艾红光已经63岁,正在江西一处建筑工地做工。 面对警方的讯问,艾红光起初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自己从未去过上海,也不认识任何受害人。 但当专案组请来77岁的老刑警王学仁时,局面开始发生变化。王学仁在审讯中提到了那条位于魏塘镇旅社后的小河。 这个只有当事人才知道的细节,让艾红光的防线开始崩溃。他终于承认,自己就是31年前在浙江嘉善电击未遂的凶手。 从1981年到1982年,他在江浙沪三地共作案四次,造成三人死亡。艾红光的作案手法显示出他有电工背景。每次行凶前,他都会准备好电线和简易开关,等受害者熟睡后再动手。 他选择200元作为每次抢劫的数额,是因为在当时这个数字不会引起太大注意,又足够维持他的生活开销。 案件告破后,专案组给受害者家属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说明了案件的侦破过程,表达了警方对受害者家属的歉意。 李嘉惠的妻子收到这封信时,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当年她还怀着身孕,丈夫的遇害让她双重打击,孩子最终没能保住。
法庭上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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