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一个愿望，想要再去看一次天安门。轿车即将驶过天安门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邓稼先突然问一旁的妻子：“你说，30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吗？” 1986年7月，62岁的邓稼先躺在病床上。 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邓稼先，此时已经被病痛折磨得面容憔悴。他的肝脏因长期接触核辐射而受到严重损害，就连骨髓中也布满了放射性物质。 早上，邓稼先突然提出一个请求，他想再去天安门看一看。医生和家属都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但看到他坚定的眼神，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请求。 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为他准备了专门的医疗车，带上必要的急救设备。 轿车缓缓驶过长安街。邓稼先靠在车窗旁，目光始终凝视着窗外。当车辆接近天安门广场时，这位平日寡言的科学家忽然开口，问身边的妻子，三十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他。 这句话重重地叩击着每个人的心。 回到医院后，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邓稼先仍惦记着国家的核武器事业。他强忍着剧痛，要求将病床改装成简易的办公桌，伏案写下了一份关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医生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都知道劝不住这位执着的科学家。 由于核辐射的影响，邓稼先的全身都在持续出血，每隔一小时就需要注射一次镇痛剂。 在弥留之际，邓稼先不时询问国家核事业的最新进展，关心着各个研究项目的推进情况。当得知某些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时，他的脸上会露出欣慰的微笑。 他始终在坚持思考、写作，直到再也拿不动笔为止。 ＂死而无憾。＂这是邓稼先在完成建议书后说的一句话。他隐姓埋名28年，默默无闻地工作在核研究第一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为国家的核武器发展操劳。 20世纪50年代初，邓稼先曾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那时的海外，有着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当祖国的召唤传来时，他毅然选择了回国。 1960年，邓稼先被调往位于青海的核武器研究基地。从此，他的名字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代号。 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上，邓稼先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核武器研发工作。 为了确保试验数据的准确性，邓稼先经常需要在高辐射环境下工作。即便在其他研究人员都已经撤离后，他仍会坚持在现场进行最后的检查。 那时的防护条件十分简陋，长期接触核辐射的工作，为他日后的健康埋下了隐患。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许多关键技术都要从零开始。没有先进的计算机，科研人员就用算盘和计算尺进行复杂的计算；没有完备的实验设备，就自己动手改装和研制。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全国，但极少有人知道，这枚原子弹的理论方案设计者就是邓稼先。 功成不居的他，继续投入到氢弹的研制工作中。三年后，中国氢弹试验也取得成功，再次证明了这位科学家的卓越才能。 37年后，在深圳龙岗区坂田基地，有一条路默默地记录着这段历史。这条名为＂稼先路＂的街道，是由一家1987年成立的企业命名的。 这个时间点，恰好是邓稼先逝世的第二年。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又或许是一种冥冥中的传承，这条路的名字，让后人得以记住这位默默奉献的科学家。 今天，当人们漫步在＂稼先路＂上时，或许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简单的路名背后，是一位科学家28年隐姓埋名的奉献，是他用生命换来的国家安全屏障。 邓稼先生前的那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不仅仅是三十年，只要中华民族继续前进，人们就会永远记得这位用生命铸就大国之盾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