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军上将钱大钧走进军统湖北站，拔枪打死了副站长杨若琛，对一众战战兢兢的特务说：“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下场。”
杨若琛是军统湖北站的副站长，戴笠的亲信。钱大钧杀他，诱因是钱大钧指挥空军在武汉和日机作战期间，杨若琛在戴笠的授意下，编造黑材料递交给了老蒋。
老蒋听了钱大钧的解释后，认为查无实据，便不予追究，钱大钧为了泄愤，带人闯入军统湖北站，当众将杨若琛射杀。
钱大钧是“陆军二级上将”，老蒋的“八大金刚之一”，杨若琛在军统地位不低，但在他面前完全是小角色。
钱大钧“小题大做”的这种做法，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他对戴笠很不满，杀人除了泄愤，还有震慑的意味；二是，钱大钧未能当上军统局长，心里很不痛快，借着这次“告状事件”，敲打戴笠及军统上下。
戴笠是替老蒋干脏活、刺探消息的，他为了博取老蒋的信任，将搜集到军政大员的情况，定期上报，钱大钧的“黑料”，戴笠也没少递交。
钱大钧担任侍从一室主任兼侍卫长时，戴笠的小动作瞒不过他，时间越长，他对戴笠的恶感也就越深。
1938年春，老蒋为强化特务组织，将一年前成立的军统局改组，组建新的军统局，由侍从一室主任兼任局长。
钱大钧并未当上这个局长，他被改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侍从一室主任成了贺耀祖。
贺耀祖出身于湘军，在北伐、中原大战中，全力支持老蒋，因而获取了信任，进入了老蒋的核心幕僚圈。
老蒋认为，钱大钧在“西安事变”中表现不佳，已难适应侍从室的工作，加之又和戴笠不和，更不能兼任军统局长，于是便做了这番人事调整。
贺耀祖虽名义上是军统局长，但军统日常事务，由戴笠这个副局长主持。
起初，贺耀祖还不习惯，毕竟军统名声不佳，遭人骂的时候，他这个局长是跑不了了。
有一次，贺耀祖得知军统近几个月的重大行动，都是执行完后，给他这里送个通报，事前根本不汇报后，很不高兴，打电话质问戴笠。
戴笠阴阳怪气的说：“贺局长，这不是情况紧急嘛，等向您汇报再行动，怕是要误了大事。”
贺耀祖说：“紧急？再紧急也得有个规矩！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局长？”
戴笠说：“贺局长言重了，以后一定注意。”
这次通话不久，老蒋以言语暗示贺耀祖不要过分干涉军统的事情，让戴笠放手去干。贺耀祖见是这种情况，也就听之任之，只让戴笠每年定期前来汇报工作即可。
军统在重庆的一次行动中，抓了几个逃跑的壮丁，其中一人与贺耀祖有远亲，家人找贺耀祖求助。
贺耀祖在遇见戴笠提及此事时，说：“抓壮丁又不是军统局的本职工作，没什么问题，把人放了，或者送去兵役署，一直关着也不是办法。”
戴笠说：“这种事情不能大意，还是要好好调查。”
戴笠多少给了贺耀祖面子，半个月后，这个壮丁被放了出来，浑身是伤，当问起和他一同被抓的几人下落时，他缄口不语，显然已遭了毒手。
对贺耀祖这个名义上司，戴笠不仅不当回事，还一直想着将他弄走，好让自己名正言顺的主持军统局。
贺耀祖对八路军、新四军持友好态度，因此引起老蒋的不满。戴笠趁机网罗贺耀祖的“黑材料”，老蒋看后大怒，将贺耀祖调离，改由张治中任侍从一室主任。
张治中不想和特务组织沾边，他当主任期间，军统局长的位置，一直空悬着。张治中走后，接任的林蔚，对军统的事情也不过问。
由于少了名义上司的节制，戴笠凡事直接向老蒋汇报。在此期间，军统势力膨胀的很快，戴笠的权势不断扩大。
1944年末，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钱大钧和林蔚对调职务。这时的老蒋，对军统的尾大不掉很是警惕，因此点名让钱大钧仿贺耀祖之例，兼任军统局长。
钱大钧一来，戴笠的头“轰”的一下大了，六年前，钱大钧不是军统局长，尚且敢当众枪杀戴笠的亲信杨若琛，如今钱大钧是军统名正言顺的局长，戴笠怎会有好果子吃？
果不其然，钱大钧到任后，频频过问军统事务，老蒋不光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态度，还让侍从室第六组的少将组长唐纵，以“帮办”的身份，参与管理军统的事务。
局长、帮办的存在，让戴笠在军统再也不是“一言堂”，可是他再不满，但却什么也干不了，因为这两人都不是善茬，且是老蒋的人，不是戴笠可以对付的。
以往，戴笠在军统说一不二，钱大钧一来，戴笠需要频繁地向钱大钧汇报工作，解释行动的缘由和目的。
有一次，戴笠向钱大钧申请一批新的电台设备，以扩充军统的情报传输网络。
钱大钧不悦说：“电台设备各个部门都在争着要，军统真有那么急需吗？”
戴笠急切地说：“情报工作至关重要，没有这些设备情报传递会受到极大影响。”
钱大钧却不为所动，拖了许久才批复，还削减了一半的数量。
在人事关系上，钱大钧的到任也让戴笠头疼不已。钱大钧对侍从室与军统相关的人事安排进行大换血，那些原本与戴笠关系密切、能够为他在侍从室传递消息、提供便利的人员，纷纷被调走。
钱大钧兼任军统局长大半年，让戴笠如芒刺在身，有特务调侃说：“钱局长到了后，戴局长这下真的成了戴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