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藏民们背着改造后的莫辛-纳甘步枪，他们将它称为杈子枪，顾名思义就是在前

民国时期，藏民们背着改造后的莫辛-纳甘步枪，他们将它称为杈子枪，顾名思义就是在前面装了一个看起来像杈子一样独特的两脚架，这样是为了在各种复杂地形中，保持设计的稳定性。 1996年上映的电影《红河谷》，由冯小宁执导，讲述了第二次英国侵藏战争的故事。相比其他题材的历史电影，涉及藏族的历史电影相对较少，特别是像《红河谷》这样专注于英国侵藏战争的影片，更是少之又少。影片一开始就提到了英国曾进犯西藏的历史事件，电影中也尽力还原了当时西藏的社会和文化状况。 从许多历史照片来看，藏民们的发型也受到了清朝的影响，许多藏民留着辫子。此外，影片还展示了当时西藏军队所使用的武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杈子枪。经过考证，杈子枪的枪叉大多为木质结构，但由于西藏与中亚、印度、尼泊尔等地区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所以具有中亚特色的套头铁质尖头枪叉在当时并不罕见。 枪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印度北部的山地地区。16世纪，随着巴布尔从阿富汗入侵印度，印度开始接触到新式的火绳枪，而这种火绳枪最初并非来自于与巴布尔反目成仇的波斯，而是通过奥斯曼帝国的援助传入印度。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赛里木为牵制波斯，向印度提供了包括火绳枪在内的大量武器。随着莫卧儿帝国的扩张，印度的火绳枪发展也依赖于奥斯曼帝国的技术支持和物资援助。 在印度的火绳枪与其他武器的发展过程中，枪叉作为一种辅助部件逐渐传播到了波斯、中亚、西藏，甚至传入了清朝和西伯利亚。到康熙时期，枪叉已经成为清朝军队中一种常见的火器配件，并且逐渐取代了明朝时期使用的欧式枪架，成为清朝火枪的标配。 1943年的一个清晨，在西藏高原的一处山坡上，一位年迈的藏族老人正在擦拭着他珍藏多年的杈子枪。这支改装过的莫辛-纳甘步枪，枪管前端安装着独特的两脚架，在晨光下泛着淡淡的金属光泽。要追溯杈子枪的历史，就不得不说说它的＂前身＂——莫辛-纳甘步枪。 这款诞生于19世纪末的经典武器，凝聚着俄国陆军上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莫辛与比利时设计师列昂·纳甘的智慧结晶。这支步枪的设计颇具特色：全长1235毫米，口径7.62毫米，重量4.1公斤，具备731米/秒的优秀枪口初速。正是这些出色的性能指标，使其成为了20世纪初期俄国军队的主力装备。 1924年的秋天，广州黄埔军校从苏联引进了首批约8000支莫辛-纳甘步枪。这批武器的到来，为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注入了新的活力。随后不久，在1926年，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获得了更大规模的苏联军援，其中就包含了35，000支莫辛-纳甘步枪。这些武器的引入，大大提升了中国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正是这样一支历经沧桑的步枪，在传入西藏高原后，经过藏民们的智慧改造，演变成了独具特色的杈子枪。杈子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枪管前端安装的双脚架。藏族工匠们采用坚固的金属材料，精心打造出一个形似树杈的支撑装置。当射手在复杂地形中作战时，可以迅速展开两脚架，利用地形特点找到最佳射击位置。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射击的稳定性，还能有效减轻射手的体力消耗。 1940年，年仅15岁的刘华加入了八路军，成为山东荣成首批八路军中的一员。那时日军已经占领了荣成，而八路军由于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决定采取不同的方法对抗敌人，尽量消耗日军的物资并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武器。八路军在没有现代化武器的情况下，依靠智慧和创新来弥补劣势。 刘华作为一名侦察兵，曾多次采取巧妙的伪装技巧进行侦察工作。他曾化装成乞丐到日军的操场边观察敌情，甚至在和日军同桌吃饭时，假装用手指做枪威胁对方交出武器。回忆起那些岁月，刘华老人的话语中满是感慨：“没有枪没有炮，我们就去找！没有吃的没有穿的，我们自己想办法做！”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性。1931年10月，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江西省兴国县官田村建立中央兵工厂，这也是党独立创办的第一家综合性兵工厂。 官田兵工厂的成立面临着极为困难的条件，技术力量匮乏、设备简陋，工人和干部不到300人，所有设备仅有四座打铁炉、200多把锉刀和100多把老虎钳。朱德曾感慨说：“所有的家当还没有王二麻子剪刀铺的齐全。” 相比设备器材的不足，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原材料的短缺。兵工厂经常面临“等米下锅”的困境，而八路军各部则想方设法筹集所需的原材料。铁矿是制造地雷、手榴弹、炮弹和机器设备所需的大宗原料。太行、晋绥和晋察冀地区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八路军就在这些地区组织采矿、挖煤，自己办厂冶炼。 但由于当时技术和设备的限制，钢材的生产一直是难题。制造枪、炮、刺刀以及一些工具所需的钢材，主要通过拆运铁路道轨来解决。八路军广泛发动军民拆除铁轨，甚至在百团大战期间，就有20多万根铁路道轨被拆运，使得日军的铁路运输系统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