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MP：《特朗普的人选是中美太空军事竞赛爆发的信号》
据分析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领导美国空军的人选因其在该领域的强大背景而引人注目，中美之间的太空竞争可能即将加剧。特朗普已提名特洛伊·梅因克担任部长一职，预计由马修·洛梅尔担任副部长。
专家称，这些任命将使本已紧张的美中太空军事竞争更加激烈。两人都表示应优先考虑太空问题，曾在拜登政府中担任空军部长的弗兰克·肯德尔也持有这一立场。
分析人士说，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创建了太空部队，他将继续把太空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和优势的关键，尤其是在中国作为太空大国的新兴地位对美国在太空的传统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的情况下。
在参议院确认对他的任命之前，梅因克将负责执行特朗普关于全面防空和导弹防御战略的行政命令。在上届政府期间，梅因克曾担任美国国家侦察局（NRO）首席副局长。
据报道，2021年，NRO与特朗普的盟友马斯克的SpaceX公司签署了一份价值18亿美元的合同，由SpaceX公司的星盾业务部门建造一个由数百颗间谍卫星组成的网络。
美国和平研究所高级顾问DeanCheng说，他预计未来四年将是太空领域“革命性和进化性发展的时期”。
Cheng说：“我认为美国太空部队将对整个太空事业进行重大改革”，“星群数量激增，特别是在低地轨道”，以及“入轨价格迅速下降”。
“再加上卫星能力的不断提高，这些因素表明美国执行各种太空任务的方式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发射、监视和天基地球观测。”
肯德尔称，中国的快速发展是造成这种紧迫性的原因之一，中国正在“实地部署一套全球作战行动空间能力，以实现对全球部队的支持，包括导航、[情报、监视和侦察]、瞄准和通信”。
肯德尔在其期末报告中警告称，到2025年，中国可能有能力部署太空核能力或轨道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这将“极大地破坏稳定”。
这份于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还敦促“对太空力量进行重大和变革性投资”。
肯德尔的这番话使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恢复在全球的航空和航天服务优势地位，而在此之前的三十年里，美国老化的航空舰队规模也在不断缩小。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10月份的一份报告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过时的基础设施和预算不匹配表示担忧。
在同月举行的一次智库活动上，时任NRO主任的梅因克说，中国“正寻求以极快的速度剥夺我们在太空中的行动能力”，美国要想保持领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智库史汀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凯利·格里科说，虽然领导层的选择似乎“预示着特朗普政府对太空的高度重视”，但空军和太空部队的预算可能仍然紧张。
格里埃科认为，由于持续的核现代化努力成本高昂，空军预算很难大幅增加。
“然而，财政拮据并不总是坏事。它鼓励优先考虑和创新......[而且]他们可能不得不在采购方面做出一些艰难的选择。”
据USIP的Cheng称，中国的私营和国有航天工业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这要归功于强大而稳定的政府资助，而西方同行却并非总能获得政府资助。
“这种稳定性有助于取得稳步进展、解决工程难题和提高劳动力的可预测性。不那么明确的是，允许多少破坏性创新？”
Cheng说，竞争的性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美国和中国）并不是每隔几天就发射一次火箭来相互竞争，双方实际上主要是在执行自己的内部计划。”
自1964年发射并回收第一枚火箭以来，中国在实现到2050年成为世界太空领导者的目标方面取得了稳步进展。中国是唯一一个在轨道上拥有自己空间站的国家。
国际空间站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领导，但由多个国家共同拥有。
在执行任务方面，中国也已超过俄罗斯成为第二大航天大国，2024年的轨道发射尝试达到66次，约占全球活动的26%。
在中国和美国计划执行登月和火星任务的同时，低地轨道（LEO）也成为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领域，尤其是自SpaceX于2019年开始建设星链星座以来。
低地轨道卫星的高弹性和高精确度不仅可用于商业互联网服务，还可用于安全用途，这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关注，中国自8月份以来已为其G-60卫星群增加了72颗卫星。
中国还在建造另外两个低地轨道超大型卫星群--“GuoWang”和“HONGHU-3”，前者已于12月完成首次发射，后者的目标是总共发射10,000颗卫星。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智库高级研究员ZhaoTong认为，中美之间的太空竞争可能会继续升级。
“随着中美两国都强调太空作为其整体军事竞争力不可或缺的关键军事领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两国在太空领域的军事竞争将愈演愈烈。”
“中国很可能将重点放在建设一个全面的军事侦察、监视和通信卫星网络上，同时在半月空间--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区域--寻求优势。”
空间技术法律监管专家、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高级讲师LiBin说，反空间能力将继续成为两国之间以及两国以外竞争的关键领域。
LiBin称，作为反空间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和美国都在发展直接上升反卫星能力。
“另一个竞争领域是在太空任务中使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全部或部分用于军事目的，例如恶意接近和捕捉属于其他国家的卫星。”
LiBin说，卫星星座数量的增加带来了“紧迫的监管问题”，需要全球协同努力加以解决。
“目前的国际空间条约，包括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在提供规范空间活动的一般原则方面是有用的，其特点是条约条款措辞非常宽泛。”
“然而，这些条约是在大约50年前谈判达成的，这意味着它们落后于空间技术的创新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
LiBin说，虽然中国和美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战略分歧，但在新政府任期的早期，“很难说双方能共同做什么以及如何共同做”。
飞扬军事[超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