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潜伏在台湾的女地下党，在被敌人抓捕的前夕，突然说：“天气有些阴，可能要下雨，不知可否让我收一下衣服？”敌人没有察觉任何不妥，便同意了。 萧明华从小聪慧好学，深得师长们的喜爱。她先后就读于开封师范学校和重庆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成绩优异，备受关注。抗战胜利后，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的老师台静农的帮助下，萧明华得以圆梦，进入了北平师范学院继续深造。 正是在这里，她结识了朱芳春，这位心理学教授兼河北高中校长，萧明华的二哥在重庆的同事。朱芳春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平时与萧明华接触并推荐一些革命书籍，激发了她内心的革命热情。 1947年9月，朱芳春代表党组织与萧明华进行了一次深谈，他决定邀请她加入地下工作小组，参与军事情报工作。在与萧明华的交流中，朱芳春坦诚地告诉她，从事这项工作充满了艰难和危险，要求她认真考虑后再做决定。但萧明华毫不犹豫，坚定地站起身来，回答道：“我已经想过无数次了，不需要再想什么。请朱老师转告组织，我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 萧明华于1922年8月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县，虽然她的祖籍是广东，但由于生活的艰难，她的父亲萧子山带着家人从广东迁移到上海，开始了艰苦的生活。尽管上海当时是一个较为繁华的城市，但由于没有人脉和背景，萧子山一家依然生活得很拮据。 为了生计，萧子山将家搬到浙江嘉兴，从事过厨师、杂工，甚至卖过水果。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萧子山积累了一些积蓄，开始经营手工织袜作坊。凭借着他的勤劳与聪明才智，家庭的生意逐渐做大，日子也越来越安稳。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尽管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教育并不重视，但萧明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和哥哥姐姐们一起进入了学堂，接受了新式教育。 1950年的台湾，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息。萧明华站在庭院里，看着晾在竹竿上的几件衣物。院子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几个便衣人员大步走了进来。萧明华不慌不忙，转身面对这些不速之客，用当地妇女的口吻询问他们的来意。 这些便衣人员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在院子里四处打量。萧明华站在原地，目光扫过竹竿上飘动的衣物，随即开口说道，天气阴沉，似乎要下雨了，请让她先收一下晾着的衣服。这个看似普通的请求获得了默许，便衣们并未察觉任何异常。 这个不起眼的场景，看似平常，实则暗含玄机。这是地下党同志之间约定的一个特殊暗号，用于传递危险警示。此时的萧明华，已经意识到了即将来临的风暴，但她必须确保这个信息能够传递出去。 时间回到两年前。1948年，在组织的安排下，萧明华加入了地下党组织。那时的她，刚刚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着深切的思考。通过组织介绍，她认识了代号＂于非＂的地下党员朱茂春。朱茂春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成为了萧明华的引路人。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萧明华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她学会了暗号联络、情报传递等地下工作的基本技能。每一项技能的掌握都是为了将来可能面临的危险时刻。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组织决定派遣萧明华和朱茂春以夫妻的身份前往台湾开展地下工作。 在两人密切配合下，他们为大陆带回了多条重要情报，帮助了革命事业的推进。与此同时，萧明华和朱芳春还发动群众开办讲座，虽然当时国民党对舆论实施严格管控，百姓几乎无法了解外界发生的事情，但讲座成为了他们获取信息、接触先进思想的渠道。 她的情报工作十分机密，每次都依靠记忆将情报记下，然后再将其默写下来。情报的记录需要用极其细小的字迹，这不仅需要高度的专注，还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尽管身体日渐疲惫，萧明华始终未曾停下脚步。她的战友曾劝她休息，但她坚决表示：“我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怎么会怕这些疾病和工作的重负呢？” 不久后，他们获取了国民党的一些绝密情报，包括《海南岛防卫方案》《舟山群岛防卫方案》和《台湾兵要地志图》。其中，《台湾兵要地志图》是日本统治台湾时绘制的详细地图，地图精确到十分之一的比例尺，详细记录了台湾的地形、地貌及日军当时设立的防御工事，这份地图对解放台湾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 然而，如何安全地将这些情报送回大陆，成了他们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得知有一位老妈妈要返回大陆探亲。二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让“于非”以亲戚的身份将情报交给老妈妈带回大陆。就这样，1949年12月到1950年1月的这段时间里，萧明华和朱芳春连续六次将大量绝密情报成功送出，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1950年11月8日，萧明华在台湾被捕，她依然坚定不屈，面对审讯时毫不畏惧。她曾默默诵读起古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并最终走上了刑场。萧明华的家人始终不知道她在台湾所从事的情报工作。直到32年后，她的遗骨被运回大陆，并被追认为烈士，她的身份才被外界所知晓。她的墓碑上没有记录她的生平事迹，仅写着三个字：“归来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