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挪威一公司向我国购买8座海上钻井平台，我方却没有收到任何尾款，艰难追讨多次无果后，对方直接开始破罐子破摔？ （信息来源：观风闻2023.1.24挪威船王用13亿，使我国“海军舰艇的摇篮”大船海工破产） 130亿，听起来像是天文数字，足够让一个企业扶摇直上，也足够让它坠入深渊。 大船海工，这个曾经闪耀在全球海洋工程领域的明星，就亲身经历了这样一场大起大落。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大船海工）在中国船舶制造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是海洋装备制造的龙头企业，也是我国航空母舰制造的核心基地之一。 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大船海工以强大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经验，在国内外市场中屡屡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曾几何时，这家声势赫赫的船厂也曾面临过几乎无法翻盘的危机。 而这背后，正是与一笔巨额国际订单的签订密切相关。 2013年，当时大船海工与一家名为希德瑞尔的挪威公司签署了一份惊人的合同。 希德瑞尔是一家专注于海上钻井平台和海洋工程设备的企业，成立于2005年。 其背后掌舵的老板，约翰·弗雷德里克森，被誉为“全球船王”。 弗雷德里克森是全球航运和能源产业的传奇人物，他的名字和影响力几乎能够左右整个行业的走向。 凭借着无与伦比的行业地位，弗雷德里克森不仅在船舶领域拥有广泛的资源和庞大的客户网络，而且他的投资眼光极为精准，成功的项目几乎无一例外。 对于大船海工而言，能够与弗雷德里克森的希德瑞尔公司达成合作，几乎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 对当时的船厂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能够拓展国际市场，还可能在技术和规模上迎来一次飞跃。 签署合同后，大船海工将承担为希德瑞尔公司建造8座大型钻井平台的重任。 根据合同约定，项目的总金额高达130亿元人民币，这对于当时的海工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足以让任何企业为之心动。 大船海工需要为这些钻井平台提供从设计、制造到安装的一站式服务，而每一座钻井平台的建造周期长、技术要求高，且一旦出现任何疏漏或延误，项目的成败都可能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资金链和声誉。 随着项目推进，大船海工的生产压力也随之增大。 公司不仅需要确保设备制造的精度和质量，还要协调各个环节的工作，确保按时交付。 而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过于乐观的期望逐渐转化为沉重的负担。 大船海工在生产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特别是在平台安装和海上施工方面，复杂的环境和不断变化的海况让施工难度大大增加。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合同谈判过程中，大船海工一再让步，同意了远低于国际惯例10%的预付款比例，并将纠纷处理地点设在了挪威，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此外，资金的压力也随之而来。为了按期交付项目，海工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原材料采购、技术研发和工人加班等方面，导致资金链逐渐紧张。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油价的波动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都让这个原本看似稳固的订单变得更加复杂。 2018年，正当大船海工为8座钻井平台的生产工作奋力推进时，突然传来噩耗——希德瑞尔公司单方面决定取消其中6座平台的订单。 这一决定无疑是晴天霹雳，令大船海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船厂立即将对方诉至法院，但合同中规定的仲裁地点为挪威，这使得这场官司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法律战。 事态并未就此平息。 到了2019年，希德瑞尔公司再次违约，取消了剩余的两座平台订单。 这时，大船海工已经投入了超过20亿元人民币，几乎所有的资产都已经抵押，资金链断裂，几乎面临破产的边缘。 更令人愤怒的是，对方竟然还要求退还已支付的少量预付款，等于是给大船海工雪上加霜。 大船海工的困境迅速引起了国家的关注。 考虑到大船海工在中国造船业中的关键地位以及其在海洋装备研发和制造方面的巨大贡献，国家决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大船海工弥补亏损，恢复生产和运营。 除了国家的救助，大船海工也采取了一系列自救措施，通过债务转股来缓解财务压力，并与部分国内企业达成赔偿协议，共同应对这场危机，最终渡过了难关。 这起事件深刻警示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中的重要教训。 它提醒我们，在跨国合作中必须保持警觉，加强对合作伙伴的资信审查和风险评估，避免被眼前的利润蒙蔽。 与此同时，合同管理的细节也至关重要，预付款比例、争议解决条款等关键内容必须严谨明确，避免留下任何法律漏洞。 此外，中国企业还应持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减少对外部因素的依赖，以提高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抗风险能力。 只有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才能在全球市场中稳步前行，不受外部环境的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