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收到一封信，请求政府把吴淞路466号的房产赠予她。陈毅看完信后立即作出批示。 而给陈毅写信的人，正是凌维诚。 这个曾经的军人妻子，眼神坚毅中透着疲惫，回忆起自己这一路的坎坷，心里不是滋味。 她本来想靠自己的能力养家糊口，可是现实给了她当头一棒。 她曾去南京求见蒋介石，结果被敷衍一番，没得到任何实质性帮助。 她不甘心，又想方设法办了个“孤军工业社”，做毛巾、肥皂，结果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原料越来越贵，老兵们的生活仍然没有改善，最终只能关门。 如今，她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信封里。 要说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凌维诚的丈夫谢晋元，是著名的抗日名将。 1937年在淞沪会战最危急的时候，率领400多名士兵（为迷惑敌人，对外称“八百”），坚守四行仓库四天四夜，硬是拖住了数万日军，掩护了几十万大军撤退。 那时候，四行仓库的墙上弹痕累累，火光冲天，苏州河对岸的老百姓看得心惊胆战。 可仓库里头的士兵，没有一个人退缩。谢晋元更是站在最前线，亲自指挥战斗，还拿起机枪，干掉了构筑工事的敌人。 可是，战场上的胜利，并不代表现实中的好运。 由于四行仓库紧挨着英租界，国际压力越来越大，国民政府不得不下令让“八百壮士”撤进租界。 结果，他们刚进租界，就被英军缴械，软禁在孤军营，一关就是四年。 更讽刺的是，最后杀害谢晋元的，不是日军，而是被汪伪政府收买的叛徒。 1941年4月24日清晨，天刚亮，孤军营的号角声刚刚响起，几个叛徒冲进谢晋元的房间，手起刀落，刺中了他的要害。 谢晋元挣扎着站起身，想要还击，可终究体力不支，倒在了血泊中，年仅36岁。 这个消息一传出，上海30万人自发前来悼念，整个城市一片哀痛。可他的妻子凌维诚，直到几个月后，才在乡下得知这个噩耗。 谢晋元死后，凌维诚带着四个孩子，在广东老家苦苦支撑了几年。她种地、做工，什么苦活累活都干，可还是勉强糊口。 到了1946年，她实在扛不住了，卖掉了仅有的几亩地，带着孩子们回到了上海。 上海这个地方，她熟悉，也陌生。 她熟悉这里的街道，因为她曾在这里度过青春岁月；但她又觉得陌生，因为这里已经物是人非，连她的家，都没了。 到了上海，她住进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身上只剩下几块钱。 即便这样，她也还在担心丈夫之前的部下——“八百壮士”里仅存的老兵们。 她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小广告：“谢晋元夫人和四个孩子到了上海，住在新新旅社。” 结果，第二天，老兵就开始陆续找来，个个眼含热泪。 看到老兵各个生活凄惨，凌维诚将这些老兵收留了下来。 他们将原本一栋日本人留下的房子（吴淞路466号）强占了下来，总算是有了栖身之所。 可住下来是一回事，吃饭是另一回事。 当时，经济形势恶化，物价飞涨，老兵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难。 在寻求南京国民政府无果后，凌维诚心想：“不能再靠别人接济了，我们得想办法自己养活自己。” 于是，她东拼西凑，成立了一个“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买了些机器，生产毛巾、肥皂和袜子。 因为上海人民对“八百壮士”有感情，很多人都愿意买他们的产品。 可惜，好景不长，1948年，上海的物价彻底失控，一块肥皂的成本翻了好几倍，生意彻底做不下去了。 此时的她，已经走投无路。 1949年，上海解放。 凌维诚听说，新政府在登记房产，原本属于日本人的房子要重新分配。她一咬牙，提笔写信，直接寄给了上海市长陈毅。 信上，她没有哭诉，也没有夸耀丈夫的功绩，只是平静地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以及孤军老兵们的处境和住进吴淞路466号的过程。 信送出去后，她本来没抱太大希望。可没想到，陈毅看完后立马就做出了批示：吴淞路466号房屋归谢晋元遗属使用，一切费用减免。 从此以后，这个曾经无家可归的寡妇，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心落脚的地方。 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孩子们成长了，曾经的孤军老兵们也逐渐老去，有的回了老家，有的留在了上海。 但那个地址，吴淞路466号，始终是谢晋元的家，是“八百壮士”的家，是一个英雄精神永存的地方。 这一纸批文，不仅是一个政府对烈士的认可，更是一个国家对英雄后人的责任。 参考信源：抗日名将谢晋元夫妇的家国情怀 《文史精华》2024年第1期 2024-0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