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爆发时，陈毅的公开身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部准尉文书，实际上是军校党组织负责人。由于仓促起事，军校党组织并没有接到上级关于八一起义的通知。 军校党组织依然执行原来的命令继续东征讨蒋，军校学生（黄埔六期）开赴九江，归张发奎指挥。军校八月二号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八月四号到九江。 军校七八千学生坐了几十条船，浩浩荡荡，里面有七百多个党团员，还有很多党的同情分子。上级只是说中途可能有变化，要有应变的准备。 学生们坐船很分散，根本没有应变的部署。满长江都是船，哪个人坐在哪个船上都不清楚，连联系都不易办到，统一指挥更谈不到。 船到九江不准靠岸，张发奎的兵立刻上船缴械。下午，船才准靠岸。张发奎把学生集合起来讲话，他喊道：“国共分家了，CP站那边，国民党站这边，分一下，别误会。” 张发奎不好意思说左边右边，只笼统的喊那边这边。当然没有人站出去，还是都站在一起，张发奎也没办法。 当晚，陈毅召集开会商议了几条出路：1. 回家去搞农民运动；2. 连夜出发到南昌去和叶贺会合；3.还没有暴露身份的人，可以留在张发奎部。 大约有两百多人愿意留下，当时估计张发奎部一定要回广州，到了广州后他们再跟自己人会合。以后这两百多人，果然成了广州起义的基干。 军校学生被强行缴械，学生们对汪张的反动行径非常愤怒。登岸以后，七八千人走散了一大半，只剩下二三千人。这些走散了的学生，有个别人后来到了井冈山。 陈毅隐藏在军校特务连连部里面，特务连的环境较易隐蔽，连长肖劲是党员，三个排长都是同情分子。 排长们对陈毅说：“你是CP，我们今后是要合作的，一定不要自相残杀。你在我们这儿不要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我们决不怎样你。上面要有命令，我们芝麻大的官也护不了你，你再走也不迟。” 但陈毅和肖劲身份暴露，决定去找叶贺。他们连夜出发从九江往东走，一夜走了三四十里。一路上农民协会的牌子都打烂了，土豪劣绅又横行霸道起来。 团练在路上武装盘查，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就抓。问他们干什么的，他们说当兵的，问他们到哪儿去，他们说回家不干了。旅店伙铺的大门紧闭，他们只好到山上树林子里休息一下。 天亮以后又走出六十里，慌乱的情况才没有了，可以买到东西吃，田里有人耕种。他们赶紧买了几件老百姓的衣服，换了便衣，在一个面摊子上打听到姑塘有船开往南昌。 他们乘船六号晚上到南昌。一到南昌才知道张发奎已经进了南昌，贺叶已经退走了，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 从九江动身时，本来规定了几个接头的地方，但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根本不敢去问。贺叶究竟到哪儿去了，也不敢探听。好容易听人说，往临川抚州去了。 这时城里很紧张，他们没住处，不敢投店，也没熟人，非常危险，还是决定出城去追部队。出南昌十多里，到了一个渡口。船夫把船划到江心靠在沙洲岸边，这天夜里他们就睡在船上。 第二天，他们请船夫送到上临川的李家渡。沿路乱得很，很多团练流氓在路上盘查搜索，见人就问：“有没有表？卖给我。”也有掏腰包的。 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来自蔡廷锴的十师，蹲在路上吃西瓜。他们一打探，才知道八一起义后，蔡廷锴带着队伍反水，把一些进步的营连军官清出来送走了。 陈毅赶到临川，总算赶上了队伍，见到了周恩来、刘伯承，报告了对军校学生的布置。赣东有一股绿林武装，表示愿意接受贺叶的委任，条件是发他几百条枪，起义军可以派人去领导。 组织派陈毅和肖劲去领导这个绿林部队，但是到了临川，没见到绿林武装来接头，朱培德部杨如轩的兵开进了临川，在街上戒严抓人，再等下去很危险，他们赶紧出城。 刚一出城就被哨兵抓住了，说他们是CP，朱培德部大部是云贵人，陈毅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CP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那个兵一听陈毅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他们快走。 他们连夜赶了五十里路到宜黄，总算赶上了队伍。这次把陈毅派到七十三团做党代表，七十三团的前身就是著名的叶挺独立团。陈老总与这个团挺有缘，皖南事变后，这支部队成为新四军三师七旅。 起义军在会昌城外岚山岭歼灭钱大钧四个团，钱大钧部溃不成军，退到广东梅县一带去了。陈毅认为，起义军当时应该乘胜追击钱大钧并进攻广州，广东仅剩陈济棠的少许部队，极有可能打开局面。 但是后来起义军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到汕头，给了对手以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敌军得以从容地在潮汕一带集结兵力。 另外，三河坝分兵也是败招，起义军共有十三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兵力不过十七个团，双方力量差不多，起义军战斗力强，一定可以打败敌军，但分兵结果造成起义军被敌军各个击破。 朱总司令那时说，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大革命失败了，不勉强，只要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起义军最后剩余的八百多火种，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上了井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