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面子经济学回乡见闻鲁迅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此言不假。

农村的面子经济学 回乡见闻 鲁迅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此言不假。中国一代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都饶有兴趣地研究了“面子”这一主题，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常玩的一种权力游戏”，也有学者聚焦于脸面在村庄道德分层中的作用。要想从“面子”入手了解中国农村的人际互动与微观上的权力支配关系，一个事先要注意的问题可能是：中国人人际关系的逻辑起点不是个体，而是家庭、家族或者亲缘关系。即便是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今天；即便费孝通笔下的熟人社会已然发生巨大变化，面子观在中国农村依旧难以撼动——城市是农民财富生产的主要空间，农村依然是其价值生产的主要空间。虽无处不“面子”，但南北有差异。一旦进入生活世界中，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中国人的语境中，“面子”不仅在人际互动中被广泛使用，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评价意义，最常见的说法就是“某人（或某事）有面子”。“有面子”与“给面子”、“留面子”是不同的，后两者是个体交往中的范畴，表征的是交往关系中个体地位的非均衡，前者则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公共性。如此一来，“面子”在生活世界中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可追求的，同时也是可竞争的价值评价范畴。

在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面子同时表现为两个范畴：一方面，面子是人际互动中的资源与地位表征，体现为互动中的印象整饬、权力支配等面子功夫和策略；另一方面，面子是社会评价生成的价值与意义表征，它会衍生为引导、激励个体行为的目标导向。前一种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面子”，而后一种则表明面子具有社会性和价值性，其衍生的目标导向可称为“面子观”，它指的是人们对“什么是有（丢）面子”、“什么样的面子值得在乎”的集体认同，这种集体认同形成的观念会在生活世界中形成强有力的地方性共识，成为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遵循的价值与规范。人们基于“面子观”的引导而采取的追求社会评价的行为可以称为“面子竞争”，不同于人际互动中的“面子功夫”。乡村社会是农民社会生活的主要实践场域，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说熟人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陶炼出来的结果”，在这种社会里生活，“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熟人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的特点就是翟学伟概括的“无选择性和长期性”，在这种生活场域里“做人”是最重要的。西方意义上的社会交往预设着双方的关系可以自由终止、退出，行动者面对的是互动中一对一的关系，而生活在乡土熟人社会中的中国人要处理的是一个村落社区，“做人”所针对的对象也并非某个个体，而是要在村落中立足。从这个意义上讲，“面子”就不仅仅是人际交往中的技巧和策略，它更是中国农民在村落这个熟人社会中立足的重要依据，因此，村落中才会有“某某最有面子”的说法，并构成了有地方性共识的“面子观”。

当下的乡村社会显然已经不是费老意义上的熟人社会，而是呈现明显的“半熟人社会化”趋势。每年有两亿多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村庄甚至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生活空间，其中相当数量的农民长年不返乡。城市务工场所在农民生活时间分配上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分量，乡村社会也随着农民的周期性往返呈现“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特征。不过，并不能据此认为乡村社会对农民行为逻辑的影响已经不重要。

我们发现，农民在城乡之间往复流动采取了“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对农民来说，半工半耕不仅仅意味着两个收入支柱，还是一种生活逻辑的空间分配策略：城市是财富生产的主要空间，农村则是价值生产的主要空间。从城市获取的经济资源在就地满足基本生存所需后，全部被带回农村，用于支持下一代的“接力式进城”和村落中的社会生活，他们从中获得了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