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日军在河南战场上调集了第12军主力及第三坦克师团，约五六万人，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采取钳形战术，从邙山头及孟津渡口渡过黄河进犯。守卫黄河的蒋嫡系部队汤恩伯、范汉杰、马法五等部共有二十几万人，加上胡宗南留在西安地区的20多万人合共40多万人，多于日军七八倍。 可是国军一遇上日军坦克和骑兵便束手无策，仅仅20来天的时间，便失去郑州、巩县、洛阳、新安、陕县、新郑、禹县、许昌等49个县城，平汉铁路不费吹灰之力便被日军打通了。汤恩伯的军队损失最大，储存在洛阳的弹药、枪支及被服等，来不及抢运，全部落入敌手，长官部撤退到豫西山区的卢氏县才站住脚。 郑州、洛阳等地失守，日军直逼豫西函谷关，形势紧迫，人心震惊。国府参议院河南籍的参议员，在参议会上，把汤恩伯的军队不抵抗和扰乱老百姓的真实情况，全盘托出，并向各界人士公开发表声明，在报上登载。这样，使蒋处境十分狼狈，再也没有办法公开包庇汤恩伯、偏袒胡宗南了。擅长权术手腕的蒋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一面把汤恩伯调来重庆开整军会议，唱了一个假检讨、受申斥、表示悔过立功的双簧；一面下令胡宗南率队出潼关，收复豫西失地。汤恩伯去重庆经过西安时，胡宗南还设宴欢送。 第八战区副长官胡宗南，拥有第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集团军，20多万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是指挥不动他的。但是，日军西进到函谷关跟前，陕西东面门户潼关受到严重威胁。潼关一失，关中门户洞开，直入西安将易如反掌，因此重庆、西安人心惶惶，民声沸腾。蒋于是严令胡宗南东出潼关抗日。 1944年4月初，胡宗南派出他最精锐的第一军，东出潼关向灵宝、陕县之间推进。胡宗南亲到函谷关前线视察，第一军先头部队七十八师（师长傅维藩）配属野战重榴弹炮一个营，开到灵宝以东布防。日军主力沿灵宝至潼关公路向第七十八师攻击，以一小部骑兵从子午口小道抄袭该师的侧背。该师官兵一见坦克，无法对抗，纷纷后退，前线步兵一退，炮兵亦撤出阵地向西逃避，步兵、炮兵拥在公路上，争先恐后好似一群鸭子，向函谷关高地溃退。 这时，第一战区所属的杂牌军，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九十六军李兴中率部从卢氏县虢略镇向北推进，从日军侧背插了一刀，同时日军已达到打通平汉铁路的目的，便以一部兵力占领了灵宝县东南老君山，在山顶的老君庙构筑据点。这样，两军在老君山和函谷关形成东西对峙之势。日军虽然停止西进，但是灵卢公路被封锁，陕西与河南交通被截断。 河南籍参议员将豫西失郑州、洛阳、陕县，日军直通灵宝函谷关的失败情况，以及汤恩伯军队迫害人民、胡宗南军队一触即溃等事实，再在参议会上全盘托出，并向各界人士发表呼吁，要求查明处理这个问题。蒋无奈，一面明令撤了汤恩伯之职，调来重庆调查处理，同时下令胡宗南立即追查这次战役失败之责，严惩失职者。胡宗南便把丢失陕县、灵宝县城责任完全推在第七十八师师长傅维藩身上，将他押解来西安，并在报上大肆宣传“军法从事”，通令所属各部队，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