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海南解放前，为了给韩先楚送情报，符振中混上渔船，直奔雷州半岛而去。刚上岸，就被当成特务抓起来，但他却不肯为自己辩解。 建国后，韩先楚担任大军区司令员兼副总参谋长，手握重权。一次，他想向中央推荐一位人才，此人正是琼崖纵队的符振中。然而，面对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符振中却婉拒了韩先楚的好意。 符振中是海南文昌人，早年参与了琼崖纵队的革命斗争，担任参谋长。他出身农民家庭，生活贫困，少年时期曾当过童工，干过码头活。16岁那年，江西爆发红色起义，海南党组织迅速响应，组建了农民军与国民党军抗衡。符振中认同马列主义思想，毅然加入农民军，拿起梭镖投入革命。 1931年，他为了寻求更高的革命理论，前往广西学习，并加入了中共。一次，在南宁执行任务时，他险些落入敌手。在酒店接头时发现环境异常，他迅速逃脱，并通过情报网络警告同志们，使组织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抗战时期，符振中被广东省委派往海南，领导当地工农武装抗击日军。他与其他党员干部配合，在海南建立了多个根据地，扩展了红色革命的影响力。日军多次对符振中部队展开“扫荡”，但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日军迁怒于他的家人，迫使符家人躲入地洞中生活，依靠乡亲们的接济勉强存活。1942年，符振中在上级党委指示下对日军展开破袭战。他率领部队接连打了几场胜仗，累计歼灭百余名日军，缴获大量武器，进一步壮大了革命力量。 解放战争中，韩先楚率部南下琼州海峡，却因缺乏船只而犯难。这时，符振中不畏艰险，从海南北上，与解放军接头。他不仅提供了琼州海峡的情报，还成为引导部队渡海的重要力量。他的行动让韩先楚印象深刻，因而在建国后希望将其引荐到军委工作。 一九五零年初的雷州半岛，夜色格外深沉。解放军战士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海南岛战役做着紧张的准备。这天深夜，原本寂静的海岸线突然被一束闪烁的手电光划破。值勤的解放军战士立即提高了警惕，几名战士悄无声息地向光源处靠近，借着月光，他们发现几个穿着商人服饰的陌生人正从一艘小帆船上往岸边走。 情况看起来很可疑。战士们不敢大意，迅速展开了包围。这些陌生人似乎也没有料到会遇到这样的接待，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就被制服了。按照惯例，战士们对他们进行了搜身。结果更让人意外的是，从其中一人身上搜出了一把手枪。 这个发现让现场的气氛更加紧张。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携带武器的人往往意味着不一般的身份。然而当战士们询问这些人的来历和目的时，却遇到了一个让人困惑的情况：这些人始终保持沉默，不愿说明自己的身份，只一再要求见部队的主要负责人。 这种反常的表现引起了战士们的警觉。在当时的形势下，任何可疑的人都有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于是，他们被严密看管起来，等待进一步处理。就在战士们为这些神秘人物的身份感到困惑时，消息已经传到了驻扎在这里的四十军军部。 军长韩先楚听到报告后，立即下令把人带到自己面前。当这些人被押解到军长办公室时，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出现了——为首的那个人竟然是韩先楚的老相识，琼崖纵队的参谋长符振中。原来，符振中此行带着一个重要的使命：为即将展开的海南岛战役传递关键情报。 在复杂的敌占区进行接头任务，需要严格的保密程序，即使熟人相见，也需按暗语行事。这种严格的保密要求始终贯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历程。1927年，国民党发动大规模清党和屠杀行动，让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情报保卫工作的必要性。自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情报保卫工作，“有党就有情报保卫工作”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1931年4月，中央特科遭遇严重危机，其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危急时刻，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钱壮飞迅速传递情报，中共中央成功完成了一次大规模转移，周恩来、邓小平等多位领导人得以幸免。顾顺章的叛变让中央特科损失惨重，但党的情报网络并未因此瓦解。 同年，为加强苏区建设，党中央决定派周恩前往江西瑞金，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他通过被誉为“党的生命线”的红色交通线抵达苏区。这条交通线从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等地直达瑞金，全程3000公里，护送了200多名干部和300多吨物资。 红色交通线能够长期运作得益于严格的保密措施。时任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要求不问、不看、不传播不该知道的内容。站点布置隐蔽灵活，交通员选拔严格，不仅忠诚，还需有掩护身份的技能。传递情报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如用密写药水在衣物上书写情报，运送物资的手段也层出不穷。 对比来看，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因其高度的纪律性和执行力，始终在斗争中占据主动，而国民党的疏漏和内部混乱则屡屡导致重大失败。在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将领杜聿明试图秘密撤退徐州，但由于高层泄密和内部混乱，不到两个小时，撤退消息就传遍全城，甚至连银行现金和职员都被提前转移。杜聿明对此怒不可遏，直斥蒋介石“钱比命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