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8日，在绥远起义通电签字仪式上，董其武首先签字，按顺序第二个是孙兰峰，可孙兰峰思想抵触称病住在医院，为了最后再给他一次机会，董其武拿起一个小茶碗，扣在自己名字后面，留待孙兰峰补签。随后，其他37人依次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了名。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濒临崩溃，各地相继解放。绥远地区作为西北重要军事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也是华北地区最后一个未解放的省份之一。 绥远省内驻守着6.5万余名国民党军队，其中主要由傅作义系统的两位重要将领董其武和孙兰峰统领。两人均为傅作义的嫡系将领，在军中资历相当，都曾担任过兵团司令官级别的高级将领。 董其武与孙兰峰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北伐时期，两人都是傅作义的得力干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们分别统领傅系主力部队，为保卫绥远做出过重要贡献。 1949年1月，傅作义在北平宣布起义，这对绥远地区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傅作义起义后，绥远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军事区域，由董其武和孙兰峰共同负责。 当时的中央军委对绥远地区采取了特殊的政策。毛泽东主席专门制定了＂绥远方式＂，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放绥远，避免不必要的军事冲突。 董其武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在全国解放已成大势的情况下，继续抵抗只会造成无谓的牺牲。因此，他积极与中共地下党联系，为和平解放绥远做准备工作。 相比之下，孙兰峰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对傅作义在北平的起义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可能是被迫的结果。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导致了两位将领在后续行动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 从1月到9月的这段时间里，董其武在军政两界进行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他需要平衡各方势力，说服部下接受和平解放的方案，同时还要应对来自顽固派的压力。 1949年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当地举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时刻，标志着绥远地区即将实现和平解放。 签字仪式一开始，董其武就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他第一个走上前去，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按照原定计划和军中资历，孙兰峰应该是第二个签字的人。但是当时的孙兰峰却以生病为由，一直待在医院没有出席仪式。 面对这种情况，董其武做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举动。他拿起一个小茶碗，将其倒扣在自己的签名后面，为孙兰峰预留了签字的位置。 在场的其他将领和官员看到董其武的行为后，纷纷上前签字。总共有37人在当天陆续在通电上签署了名字。 这份《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表明了起义部队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次，承诺将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最后，号召其他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也走上和平起义的道路。 签字仪式的进行很顺利，除了孙兰峰的缺席之外，其他人都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这表明董其武之前的准备工作取得了成效。 整个签字过程持续了大约一天的时间。每一个签字的人都代表着一支部队或一个地方势力，他们的签字意味着对和平解放道路的认可。 董其武扣茶碗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议论。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要特意为一个不愿意来签字的人留位置。 但是董其武坚持自己的决定，他认为应该给每个人改变的机会。这种包容和耐心的态度，也赢得了其他起义将领的尊重。 茶碗就这样一直扣在那里，等待着孙兰峰的到来。这个细节后来成为了绥远和平解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片段。 随着大多数人的签字完成，绥远和平解放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现场的气氛也从最初的紧张逐渐变得轻松起来。 在董其武带头签字后的第二天凌晨3点，孙兰峰最终来到了签字现场。这个转变源于傅作义的一番话，傅作义通过专人转告孙兰峰，表明了如果不跟随大家一起走，将来将无处立足的严峻现实。 孙兰峰在通电上补签了自己的名字，正好放在董其武为他预留的位置上。这标志着绥远和平起义的全面完成，6.5万余名国民党军队正式宣布起义。 起义后，两位将领的人生轨迹出现了明显的分叉。董其武因为在起义过程中表现积极，得到了中央的信任和重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董其武被任命为第23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在战场上的表现证明了中央的信任没有错付。 1955年，新中国举行开国将帅授衔仪式，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政治发展上，董其武的成就更加显著。他先后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最终晋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副国级领导人。 相比之下，孙兰峰的发展轨迹则显得相对平淡。他在绥远省担任了一些地方职务，包括绥远省军区副主席和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 1955年的授衔中，孙兰峰没有获得军衔。这与他在起义过程中的消极态度有直接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中，孙兰峰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地方情结。即使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他仍然只愿意在当地工作。 两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反映了政治抉择对个人前途的深远影响。董其武的开明进取与孙兰峰的保守固守，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