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7日，被冯治安软禁在徐州的张克侠眼见起义在即，苦思逃离的办法。恰好这时，邱清泉到徐州来了，冯治安派张克侠去招待。 张克侠说：“前方将有大战事，我要回去指挥。” 冯治安推托说：“大局要紧，我这里也离不开你呀。” 张克侠又说：“贾汪的情况我最熟悉，我不去不好。” 冯治安说：“放心，我会安排妥的，邱清泉到徐州了，由你负责接待。” 与此同时，冯治安把第三绥靖区的五十九军副军长孟绍濂、七十七军副军长许长林火速调到了徐州开会，理由是“商定作战计划”。 8日凌晨，去宴请邱清泉的冯治安回到了会场，假意询问讨论情况，孟绍濂对冯治安发牢骚说：“总司令，前线即将打响，还搞那么多计划干嘛？” 冯治安说：“你们不是报告共军在频繁调动吗？有备方无患。” 孟绍濂顶撞说： “既然情况复杂，那为什么还批准刘军长（刘振三）请假走？现在仗要打了，总司令又把我留在徐州，万一失利呢？责任谁担？” 张克侠趁机说：“大家别争了，的确，前线紧急，指挥官留在这里是很不利的，我看今晚就让他们回去布置，明天再来开会如何？” 冯治安无可奈何地说了声：“好吧。” 孟绍濂起身便走，走前给张克侠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叫他也快走，张克侠自然心领神会。回到办公室，张克侠正在收拾行装时，冯治安的电话打了过来：“天亮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请你务必参加。” 张克侠故作口里则略带含糊地说：“总司令呀，我的牙火烧火燎的地疼，怕是上火了，要到医院去看看才行。这样吧，我去医院后马上赶来吧。” 电话那头，冯治安半晌不语，最后说：“好吧。” 张克侠知道再也不能再耽误了，便叫醒司机，带了侍从副官，乘车朝徐州郊外冲去。 张克侠一走，负责监视的密探便报告了冯治安，冯治安连忙叫醒高级参谋尹心田，说：“张副司令跑了，快，备车，去‘剿总’报告。” 尹心田打掩护说：“总司令，事情没搞清楚就去报告，万一错了，刘总座（刘峙）会怎么看你？我看不如先打电话查问，查出张副司令的行踪，然后再作处置。” 冯治安听后天不语，算是默认了。其实公允的讲，冯治安虽然表面上软禁张克侠，但还是顾忌昔日的友情，多少有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意思。 凌晨6时，张克侠到了贾汪第一三二师师部。 何基沣一见张克侠到了，高兴的连声说：“好，太好了！” 这时，冯治安的电话也打来了，张克侠在电话中说：“总司令，我到前线指挥所了，战事重大，我要和我的部队同生死共患难呀。” 冯治安叹了口气，说：“既然你已赶回去，那好吧，前线就交给你负全责了，你可得费点神。。” 西北军系统出身的将领，受冯玉祥熏陶，御下大都很严，冯治安则是极少数的例外，他从军三十多年，就亲自下令处决过手下一个军官，而在执行时行刑士兵受冯治安叮嘱，还故意打偏了。 因此，何基沣在起义的最后时刻，还是想把老长官冯治安也拉过来。在起义前夜，何基沣打电话到徐州问冯治安的情况，参谋长陈继庵接的电话。 何基沣问：“冯总司令在哪里？” 陈继庵说：“你是叫总司令上前线吗？他准备马上去。” 过了一会儿，何基沣又打电话催问，还是陈继庵接，言语间含糊其词，不作明白具体的回答。 何基沣催着要找冯治安直接说话，陈继庵推托说：“刚才剿总来了个急件，总司令上楼处理去啦。” 何基沣看出陈继庵成心捣鬼，便打电话打到绥靖区政务处，政务处长陈幼青才把真相告诉了他：“冯治安已经卷起铺盖，上刘峙那里请罪去了！” 何基沣听后，不禁喟然长叹，他是真的想要把冯治安接出来参加起义，于公，可以扩大起义的影响；于私，可使冯治安这个当年卢沟桥抗战中的英雄从泥坑中拔出腿来，共同走上新生，也算是尽了多年朋友的情义。看着冯治安陷入泥坑而不能自拔，何基沣的心情是复杂的，也是痛苦的。 眼见劝说冯治安一同起义已无可能，何基沣下令拆除通往徐州的最后一部电话，切断了同徐州“总”总部的最后联系，下令指挥机关立即向运河以北进发。 同时，何基沣通令各部，凡是不愿意随军行动的人，可乘火车返回徐州，决不勉强。冯治安存储在贾汪的财产家私，也令人装车运回徐州。 11月8日，午后，第三绥靖区的二万多官兵浩渡过运河，前往解放区。何基沣专门备下从贾汪开回徐州的火车上，返回徐州的官兵不过百余人。 11月9日，刘峙派人“陪同”冯治安乘飞机去南京，在徐州机场时，恰逢杜聿明刚下飞机和众多的将领一一握手，杜聿明和将领们无人理睬冯治安。 冯治安到南京后，受了蒋介石一番痛斥，出来时泪流满面。在秦德纯、孙连仲等西北军同僚的求情下，冯治安被撤职后，挂名“战略顾问”的闲职。1954年12月16日，冯治安病死在台北。 何基沣晚年回忆说说：“我戎马一生，打了不知多少糊涂仗，这才是第一个真正的胜利，也是最后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