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28日，保密局少将周镐准备去宿迁前线找孙良诚，毛人凤派人突然逮捕了他。周镐在毛人凤未抓到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拒不承认与地下党有联系。同时，他在狱中不断写申诉书。 1946年的秋天，南京城里弥漫着一股令人压抑的气息。在这座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一位名叫周镐的军统特工与他的黄埔军校老同学徐楚光重逢了。这次重逢让两个昔日的同窗，在乱世中找到了新的交集。 周镐和徐楚光的交情要追溯到黄埔军校时期。在那个年代，两人都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军人，但后来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周镐进入了军统系统，成为了一名特工人员，而徐楚光则在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徐楚光在抗战期间，成功打入了南京汪伪政权，担任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他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成功策反了汪伪的精锐部队一首都警卫军第三师。这支部队在抗战胜利前夕投向了新四军。 1946年春天，戴笠的空难身亡对周镐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败，以及破坏和平民主的种种行为，这些现象让他对国民党的统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中共中央华东局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徐楚光重返国统区，组建第三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情报与策反工作。在徐楚光的积极争取下，经过中共华中分局的批准，周镐于1946年8月正式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1946年11月下旬，徐楚光从武汉来到上海，住进了南京饭店。他召见了第三工作委员会的几名骨干成员，其中就包括周镐和刘蕴章。在会面中，周镐汇报了策反工作的进展，并表示已经约好11月28日下午与谢庆云一同前往宿迁。 然而，就在周镐准备出发前往宿迁的当天，毛人凤下达了逮捕命令。这次突然的行动打乱了整个策反计划。周镐的妻子吴雪亚在得知丈夫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销毁了所有可能成为证据的材料，并及时通知了徐楚光。 徐楚光接到消息后，立即判断出组织内部出现了问题。他立刻采取了紧急措施，切断了与刘蕴章的联系。同时，他迅速安排第三工作委员会总部的30多名成员，全部撤离到湘鄂赣地区。 在一夜之间，第三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就像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这个举动让保密局的调查陷入了困境。毛人凤只能将全部力量集中在对周镐一个人的审讯上。这次突然的打击虽然暂时中断了策反计划，但也暴露出了保密局内部的监视行动。 负责审讯周镐的叶翔之采用了严厉的审讯手段。在审讯过程中，周镐对一些基本事实采取了承认的态度，比如承认认识徐楚光，并表明他们是湖北同乡、黄埔同学的关系。但对于第三工作委员会的问题，周镐则坚决否认有任何了解。 叶翔之在多次审讯中都无法获取有价值的证据。在审讯记录中，周镐始终坚持他与徐楚光的接触仅仅是因为同乡情谊。保密局虽然掌握了他们见面的事实，但无法证明这些见面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 在关押期间，周镐开始通过不同渠道争取自己的释放。他通过家属送食品的机会，与外界建立了联系。同时，他开始不断写申诉书，强调自己在抗战时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一些在特工系统中与周镐有交情的人也开始为他说话。这些人向毛人凤反映，周镐在抗战期间曾冒险潜伏在敌方工作，立下过不少功劳。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毛人凤最终同意下达了＂提前讯结＂的手令。 这份手令的批示内容显示出一定的缓和态度。毛人凤在批示中提到，如果没有重大罪过，应当从轻处理。他特别提到周镐在抗战时期潜伏敌方工作的经历，称其为＂冒险犯难之同志＂。 到1947年春节前，周镐获得了释放。他被安排继续负责上海佛教训练团的工作。表面上看，这次危机似乎已经平息，但实际上保密局并未放松对他的监视。 释放后的周镐依然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方面，他需要维持表面上的正常工作，继续扮演好军统特工的角色。另一方面，他还要想办法完成组织交给他的策反任务，这需要他在极其谨慎的情况下行动。 这次被捕虽然没有获得实质性证据，但已经让保密局对周镐产生了怀疑。从此以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保密局的严密监视之下。这种处境要求他在之后的工作中必须更加小心谨慎，避免再次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