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山西大旱。为了生存，山西横泉村，有人提议把大清官于成龙的墓挖了吧，里面肯定有很多宝贝。农会郝东清率先做出决定:“挖！” 明朝灭亡后，清朝入关。 年轻的于成龙由于出身贫寒，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直到清朝建立后，他才通过“钦点”的方式开始步入官场。 在清朝的官制中，有一种被称为“大挑制”的制度，它给予了那些没有显赫家世但具备一定能力的人进入官场的机会。 在他初任广西罗城县知县时，面对的是一片贫瘠、山匪横行的荒凉之地。 罗城县位于广西的偏远地区，常年战乱不息。 即便如此，于成龙没有因地理环境的艰苦而退缩。 初到任时，县衙破败不堪，甚至没有一个正规的办公场所，院内杂草丛生。 于成龙没有抱怨，而是叠土作案、铺草为床。 他常常翻山越岭，深入乡村，与百姓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疾苦。 康熙十六年，作为福建按察使，于成龙为了节省财政开支，特意准备了大量萝卜。 他自己吃的也是简单的青菜粥，而当有客人来访时，也仅以粗粥招待，甚至在自己自食其力的同时，设法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食物用来赈灾。 不仅如此，他的儿子一次从山西赶来探望。 临别时，他只是割了半只腌鸭子送给儿子。 三年后，罗城县便开始恢复安定，民众安居乐业。 他也逐步升迁，于成龙被任命为合州知州，即今天的重庆合川。 在合州任上，他继续以清廉和勤政著称。 合州的治安得到了有效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 在这之后，于成龙的政绩得到了朝廷的广泛认可，他先后担任了黄州知府、福建按察使、兵部尚书等职务。 每一次升迁，都是他努力工作的成果。 在每个新的任地，他都不遗余力地执行廉政、改革政治、治理地方。 在其一生的官场生涯中，于成龙从未经历过被罢官或降职的情况。 他从最初的知县到两江总督的高位，短短二十多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朝廷的嘉奖，三次获得了“卓异”的殊荣。 尽管如此，于成龙日常饮食仅以粗米和青菜为主，常年不食肉。 即便在他逐步升迁后，他仍然保持着清贫的生活态度。 他的家人并未因他的官职而过上奢华的生活，反而仍旧过着朴素的农耕生活。 在一场天灾发生时，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俸禄捐给灾民，甚至与手下的官员一起去采集野菜度日。 那时正是二月，野菜才刚刚发芽，虽然草木尚嫩，但他却以乐观的态度写下了《五绝·无酒》。 尽管身为四品大员，因喜好美酒，他却常常因钱财紧缺而无法购买酒水。 在为民奔波了二十年后，于成龙终于得到了朝廷的恩准，回乡处理家事。 然而，他回到家乡时，已是年近花甲，白发苍苍。 身为官员的他，此次回乡只是为了葬亲。 不久后，于成龙在办公室的桌前，因劳累过度而猝然倒下。 去世后，只有一些破旧的衣物、竹篮和几块旧靴。 康熙帝曾为他做出了特殊的安排，亲自撰写碑文，要求厚葬于成龙。 然而，在康熙帝的意图中，厚葬可能是为了表彰他一生的清廉，但这一切却违背了于成龙的意愿。 于成龙生前主张节俭，甚至连葬礼也应从简。 1947年，横泉村的农民为了发展生产，挖开了于成龙的墓。 村民们在墓地内发现了许多金器和玉器，这些珍贵物品被出售，换取了大量棉花和珍珠等物资。 然而，经过多年，这一遗址渐渐被人们遗忘。 直到21世纪初，王儒林的调研让于成龙墓地重新引起了关注。 2010年，方山县政府决定启动墓地修复工程。 村委会主任白小平回忆，王儒林来访时，墓地周围已经杂草丛生，甚至地面上种满了庄稼。 王儒林离开后不久，方山县县长田宝平赶到现场，指示加速修复工作。 最初的规划是将通往墓地的路拓宽至8米，但施工中发现这个宽度不够，最终拓宽至15米，路两旁种上了四排树。 遗憾的是，墓地的准确位置已无从考证。 村民们只能依靠一些年长的村民的记忆，确定了一个大概位置。 然而，挖掘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埋藏在土中的骸骨。 对此，方山县文物局无法及时鉴定这些遗骨的真实性，只得将其暂时埋回原处。 事实上，墓地的破坏并不仅限于1947年。 自于成龙去世后，墓地多次遭到挖掘。 方山县政府在多个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将于成龙的廉政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2009年，民营企业家高林清也开始着手修建于成龙廉政文化园。 参考文献：[1]王进.于成龙思想中的“黔学印记”[J].当代贵州,2024(43):66-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