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邓稼先因直肠癌晚期躺在医院，好友杨振宁从国外回来看望。杨振宁走后，邓稼先指着桌上杨振宁拿来的东西对妻子说：“振宁这是知道我不行了，来送我最后一程”。 1936年，12岁的邓稼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崇德中学，直接升入初中二年级，在这里，他结识了杨振宁。 在崇德中学，尤其在数学、物理和英文方面，他的才华得到了极大的培养。 杨振宁曾回忆道，邓稼先为人忠厚，真诚，且不浮夸。 “七七事变”爆发时，邓稼先义愤填膺，甚至撕碎并踩在地上日军强迫民众游行庆祝的旗帜。 1941年，邓稼先进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继续深造。 此时，他与杨振宁再次成为同校同专业的学友。 在西南联大的求学期间，邓稼先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 1945年邓稼先毕业后，短暂在昆明的培文中学教授数学，随后于1946年返回北京。 1948年，他赴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留学期间，他积极关注着祖国的局势，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邓稼先无比激动。 留学不久后，他便完成了博士论文《氘核的光致蜕变》。 然而，朝鲜战争爆发，许多中国留学生被阻止归国。 但由于邓稼先尚未取得突出成就，他幸运地避开了阻挠，顺利回国。 回国后，邓稼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继续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工作。 1952年，邓稼先被晋升为副研究员，年仅28岁。 同年，他与北京大学医学院的许鹿希结婚，婚礼由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主婚。 1957年，苏联与中国签署了《国防新技术协定》。 此后，中国的核武器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1958年，邓稼先被中国核武器局招募。 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邀请邓稼先参与这一重要的任务，并简短地解释了选择他是因为邓稼先具备扎实的核物理背景，精通英语和俄语，且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邓稼先回到家中，告诉妻子许鹿希他将调动工作，具体去向和任务无法透露。 随后，邓稼先被秘密派往中国的戈壁滩。 他组织起了第一批科研人员，带领一群年轻的科学家进行原子弹理论研究。 这些年轻人中许多来自各大高校。 初期，苏联专家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教材，指导他们学习俄语并翻译教材，但专家的实际帮助非常有限。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与中国的合作协议，并撤走了所有在华专家。 我国在原子弹研发方面陷入了困境。 中共中央决定依靠自身力量推进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 邓稼先敏锐地意识到，必须调整研究方向。 中国当时的科研团队大多来自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很多人并不具备核物理学的基础。 因此，邓稼先决定从中子物理学、流体力学以及高温高压物质的性质这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深度的技术创新。 为了计算一个数据，他们常常一日三班倒，甚至需要整夜工作。 有时，为了完成一项计算，团队成员们可能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经过不懈努力，1962，邓稼先所在的九所提交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初步设计方案。 尽管二机部提出要争取在1964年国庆15周年时完成试爆，刘少奇认为这个时间表过于紧迫，建议可以推迟到1965年。 1963年他亲自到华北某地指导轰炸模拟试验。 1963年，随着苏、美、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限制了核武器试验的范围和方式，毛泽东对此表示愤怒。 与此同时，邓稼先在设计文件上郑重签字时，尽管有不少人对成功与否心存疑虑。 这一天，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已经隐约察觉到丈夫所参与的工作与国家命运紧密相关。 1965年，中国将研制氢弹的任务提上日程。 法国也在进行氢弹的研制，邓稼先深感时间紧迫。 1967年，中国成功进行首次氢弹空爆试验。 1985年，邓稼先被诊断出患有直肠癌，病情已到晚期。 然而，他并未放弃，仍然坚持为中国的核武器发展贡献力量，特别是在1986年，他与于敏联合提交了关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 在此期间，杨振宁两度前来看望。 初次探访时，邓稼先虽身患疾病，仍能与杨振宁畅谈。 次年，杨振宁再次探视此时的邓稼先病情加重。 临别时，邓稼先执意送杨振宁至病房门口。 7月邓稼先去世，杨振宁深感悲痛，送上唁电并回忆两人一生的深厚友情。 1987年，杨振宁在北京亲自祭奠故友，深情悼念。 参考文献：[1]李建强,许进.“两弹元勋”邓稼先:践行科学家精神的典范[J].民主与科学,2024(3):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