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毛主席的一句疑问，打破了周总理心中50年的平静：“50多年了，你怎么不回家乡？” 周恩来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受到了两位母亲万氏和陈氏的深刻影响。万氏以其精明和细致的事务处理能力影响了周恩来，而陈氏则通过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塑造了他的性格和人生观。遗憾的是，这两位母亲都在他十岁前后相继去世，使他不得不早早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失去母亲的痛苦后，周恩来与两位弟弟周恩溥和周恩寿一同回到淮安的老宅，由八婶母照料。在此期间，他展现出超乎年龄的责任感，开始管理家务和照顾弟弟们的生活。 1910年，周恩来离开淮安，前往东北铁岭银岗书院深造，这是在他三伯周贻谦的引荐下实现的。随后，他又在四伯周贻赓的指导下，继续他的学业和生活。这一时期，他的教育背景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扩展。 周恩来在奉天接受教育期间，曾就读于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来这所学校更名为东关模范学校。继续前行的他，前往天津继续他的学业，在南开学校和南开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这里，他不仅积累了学术知识，还成为了学生运动的领袖，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周恩来的革命生涯是多姿多彩的。他的生活从南征北战到参与建国大业，每一步都显得尤为关键。国家建立后，他作为总理的忙碌生活使他难以回到淮安，但他对家乡的情感始终未减。 1946年，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政治谈判。尽管南京与他的家乡淮安距离较近，周恩来本有机会顺道探望故土，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周恩来的决定背后有着复杂的考量，既涉及个人情感，也关乎政治责任。 周恩来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尤其是家中两位已故母亲的坟墓。然而，当时国内局势动荡，国共两党间的关系尚未稳定，他深知一旦回乡，可能会给当地人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与危险，甚至可能成为国民党迫害的借口。 此外，周恩来还考虑到，他的行动会给当地的安全保卫和接待工作带来额外的负担，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在随后的岁月里，即便周恩来一直忙于国家大事，未能回到淮安，他对家乡的牵挂从未减少。 195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自己的八婶母和侄子周尔辉。在这次会面中，周恩来不仅关心八婶母的健康，还特别询问了淮安的生活状况。八婶母的回答让他感到欣慰，表情中流露出对家乡改善生活条件的满意。 1960年，周恩来与淮安县委的刘秉衡谈及家乡的变化时，情感依旧深厚。刘秉衡曾带来淮安特色的茶馓，引发了邓颖超与刘秉衡关于这种地方小吃的制作对话，周恩来在旁听时，内心感受到了一丝家乡的温暖。 虽然周恩来对回家的渴望强烈，他却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利益的高度敏感。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深刻地解释了为什么暂时不能回淮安，他担心自己的归乡会成为一种压力，可能被某些人利用来炫耀与总理的关系，从而给当地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此外，周恩来对家人也有严格的要求，他甚至禁止自己的弟弟周恩寿返回淮安，以防家乡因他们的关系受到特殊对待。 对于这种禁令，周恩寿感到难以理解。周恩寿自青少年时期离开淮安后，长时间未能回访。他曾多次请求允许回家瞻仰故地，尤其是家族的坟墓，想要看看多年未见的老宅和家乡的变化。 然而，周恩来坚持认为，任何形式的家乡之行都可能因他们的家庭背景而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和资源投入，这是他所无法接受的。 周恩来的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周恩寿回到淮安，当地政府可能会认为需要进行特殊接待，这不仅会给当地带来额外负担，也可能在社会上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和议论。周恩来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可能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显示了他对权力和个人影响深思熟虑的态度。 周恩来自己虽然饱含故乡情怀，但始终坚持利用公务之便，远观家乡，以此方式寄托对故土的眷恋。毛泽东曾劝他回家，但周恩来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与家乡的关系，即便只是在高空中远望，也足以让他感受到与故土的联系。 最终，周恩来逝世后，他的骨灰并未返回淮安，而是散布在中国的多个重要水域，象征着他对整个国家的献身和保护。淮安作为周恩来的家乡，在他去世后建立了纪念馆，成为纪念这位伟大领袖的场所，吸引着无数瞻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