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于学忠带着东北军51军、57军进入山东。这引起了沈鸿烈的不满，他唯恐丢掉山东省主席的职务，和于学忠势同水火，甚至策划了暗杀。 于学忠和沈鸿烈虽然都曾是东北军系统的，但是沈鸿烈在1931年担任青岛市长之后就逐渐向蒋介石靠拢，此后算是脱离了东北军体系。“西安事变”中，于学忠坚定地站在张学良一边，而沈鸿烈则反对张学良发起兵谏，并发电报让张学良务必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因此，在蒋介石的心中，对沈鸿烈是信任的，而对掌握东北军兵权的于学忠是提防的。 在于学忠以苏鲁战区总司令的名义率部进入鲁南后，沈鸿烈态度冷淡大摆架子，不愿意主动去见于学忠。过了几天，沈鸿烈决定在57军军长缪澄流处和于学忠见面。 于是，于学忠在51军军长牟中珩的陪同下，一起到达缪澄流军的驻地与沈鸿烈见面。见面寒暄几句后，沈鸿烈就令他的参谋处长宁春霖拿出51、57两军的布防图，强令于学忠按其计划布防。 沈鸿烈的这个所谓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实际上控制的地盘并不多，所以于学忠当即明确反对，指出山东省府是没有权力调动苏鲁战区的部队的。 沈鸿烈于是便打感情牌，说：“老弟，我比你大几岁，你要听我的。” 于学忠坚决不从，但沈鸿烈始终缠着于学忠不放，一定要听他的才行，一旁的缪澄流实在忍不住了，便对于学忠说：“总司令，不要管他，去他的！”沈鸿烈一直缠了一整天，未得结果，这次会面不欢而散。 又过了几天，沈鸿烈在山东省府召开欢迎于学忠的大会，他在会上致欢迎词时说：“我们欢迎于总司令这个新来的生力军。我已向重庆去电力荐于总司令兼任我们省府委员，已经批准啦！” 于是会场上响起一片鼓掌声，但刚一散会，于学忠就当面向沈鸿烈辞去了省府委员的兼职。沈鸿烈说：“为了军政配合，你一定要兼任此职。” 于学忠生气地说：“你这等于侮辱我！”（于学忠担任苏鲁战区总司令，又是陆军二级上将，实际地位要高于沈鸿烈，如果兼任省府委员，岂不是成了沈鸿烈的下属）。 隔了一些日子，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书记长李文斋（党部主任委员由沈鸿烈兼任）去见于学忠，李文斋说：“沈鸿烈叫你兼省府委员这个做法很不对。如果为了军政配合，可请总司令的部属来当省府委员才适当，怎能让总司令来当委员呢？” 于学忠再次说：“这不就等于侮辱我吗？” 于是，沈鸿烈给51军军长牟中珩送来了一张省府委员的委任令，牟中珩便兼任这个省府委员了。 于学忠到鲁南后不久，召集国民党在山东的军政大员开会。在会议期间，沈鸿烈让于学忠，立即把第八行政区督察专员厉文礼扣押起来，理由是厉文礼曾派人杀死山东省府鲁东办事处负责人芦斌。这是山东国民党内部的一场争权夺利的谋杀事件，被称为“芦斌事件”。 沈鸿烈不愿意惹厉文礼，故意将这个烫手的山芋递给于学忠，于学忠不愿参与纠纷，他对沈鸿烈说：“我第一次召开大会，就把开会的人扣押起来，那我以后再召集会议，人家谁还敢来呢？”尽管沈鸿烈继续纠缠不已，于学忠始终不办。 当时，沈鸿烈受蒋介石指示，策划进攻山东八路军根据地，大搞摩擦。有一次，沈鸿烈让于学忠派部队，配合吴化文师进攻山东八路军，于学忠很不满地说：“八路军山东纵队和我在一个战区指挥，共同抗战，我怎么能反过来进攻友军呢？” 事后，于学忠气愤地对51军军长牟中珩说：“沈鸿烈的特性，是强人从己。他向你要求一件事，都是强迫性的，若要不听从他，就始终缠着不放，一直达到目的才完事。这个人阴险狡猾而又狠毒，真难对付。” 由于沈鸿烈与于学忠的矛盾日益激化，于是沈鸿烈策划了阴谋刺杀于学忠的恶行。 1941年夏，沈鸿烈找到一个可以利用的凶手，这个人就是原57军336旅668团的第一营营长，已被撤职，叫韩子佳。韩子佳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李子虔是同乡。沈鸿烈写了一封亲笔信，令李子虔持信前往去收买这个韩子佳。 有一天，于学忠到干训团上课，行至途中，已经埋伏下的韩子佳乘机向于学忠投掷手榴弹。于学忠看见手榴弹即将爆炸，迅速卧倒，所以只炸伤了他的手部，韩子佳当即逃走。 为了混淆是非，嫁祸于人，韩子佳在沈鸿烈的授意下，竟跑向八路军的驻地，八路军洞察沈鸿烈的奸诈和阴谋，随即将韩子佳和供词一并送交于学忠总部，于是真相大白。韩子佳供出了沈鸿烈派李子虔收买的经过，并供出了沈鸿烈字体的形状。 暗杀事件发生后，于学忠当即向蒋介石控告沈鸿烈，由于事实确凿，情节严重，蒋介石不得不将沈鸿烈调离山东，任命为农林部长，山东省主席由于学忠兼任。于学忠对有名无实的山东省主席并不感兴趣，请求辞去.1941年12月底，在于学忠的推荐下，山东省主席由牟中珩接任。 沈鸿烈在韩复榘被枪决后，担任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在任期间，他消极抗日，与八路军大搞摩擦，并与率部入鲁的于学忠势同水火，这真是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