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美军抵达达豪后，需要处理成千上万具遇难者遗体。刚开始时，美军要求党卫军看守负责处理，然而，由于遇难者人数太多，党卫军看守也一时半会儿难以应付。而就在美军感到一筹莫展时，集中营的幸存者却建议美军安排一群特殊的幸存者来处理。 1933年，海因里希·希姆莱当时担任慕尼黑警察局长，前往巴伐利亚州的上巴伐利亚地区，仅仅距离慕尼黑16公里的达豪小镇，对那里的一座废弃军工厂进行了考察。 这次考察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一个适合安置囚犯的地点。 不久之后，希姆莱在这个地点建立了达豪集中营。 1933年，达豪集中营正式运作，首批200名囚犯被投入其中。 希姆莱大力宣传这个设施，声称它能够容纳多达5000名政治犯。 然而，最初被关押的囚犯中，不久就有人出现非正常死亡。 由于当时纳粹政权尚未完全稳固，这些死亡事件引起了调查，但最终在纳粹高层的压力下，调查无疾而终。 而在希特勒的独裁构架下，希姆莱支持希特勒的意见，将达豪集中营逐渐转变为一个全方位的迫害中心。 1933年，一个残忍的刽子手，特奥多尔·艾克被任命为达豪集中营的指挥官。 在艾克的管理下，达豪集中营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囚犯被彻底隔绝于外界，连警卫也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 达豪集中营的营房和设施逐渐扩展，原有的建筑被逐步拆除。 到1937年，达豪集中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新建了32栋囚房。 由于大量囚犯被迫害至死，1938年，集中营还建立了一个高效运作的焚化区。 但随着纳粹德国对外扩张的野心，更多的无辜人群，包括流浪汉、精神病患者，也被投入到了集中营。 在1945年，美国第七军第45步兵师解放达豪集中营的行动正式展开。 达豪曾关押了约25万人，其中不乏犹太人、战俘以及反纳粹人士。 在这里，大量囚犯在进行非人道实验后，其尸体被无情地投入焚尸炉中销毁。 在进攻的前夕，美军士兵对营地内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 他们在靠近集中营的过程中一股刺鼻的焦臭气味迎面扑来，源自焚烧尸体的炉灶。 接着，他们在铁轨上发现了39节装满尸体的车厢，这些瘦骨嶙峋的尸体堆积如山。 当美军继续深入集中营内部时，他们在一系列的平房中发现了大量尚未被销毁的尸体。 他们的遗体赤裸且堆积到了房间的天花板。 此外，毒气室旁边堆满了受害者的衣物和鞋子。 美军还发现了一个被用作枪决场地的射击场，其中大量苏联战俘在此被纳粹冷血射杀。 解放当天，大约有32,000名囚犯在达豪集中营获得了自由。 这些幸存者的体态骨瘦如柴，浑身散发着难闻的臭味。 美军士兵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 尽管纳粹守卫已经放下武器投降，美军士兵仍对他们进行了报复性射杀。 这一行为虽然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这一过程被详细记录。 尽管美军官方后来声称只有30名德国守卫被杀，但参与事件的美军医生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数字却是520名。 营地里，他们发现了一些体格较健壮的男性犯人，这些人被纳粹党卫军称为“特殊囚犯”，常年被迫从事如处理尸体等苦役。 这份“工作”带来了比其他囚犯稍好的待遇 当美军接管集中营，需要处理大量遗体时，这些“特殊囚犯”主动提出愿意协助。 这些囚犯中，许多人在长期的苦难和纳粹的精神压迫下已感到麻木，然而在解放的光芒照进集中营的那一刻，他们内心深处的人性得以唤醒。 士兵们虽然对这些囚犯的早期行为感到复杂，但也为他们的牺牲感到同情。 在美军的监督和帮助下，这些“特殊囚犯”组建了一个临时的处理小组。 他们面对的是无数熟悉的面孔和可能的亲人遗体。 然而，他们的行动有效地协助了美军加快了集中营的清理进程。 此外，集中营中的非人道试验也被注意曝光。 在低温极限实验中，囚犯被投入冰冷的水中，直到体温降至致命水平。 此外，医生还试图通过极端方法如热水浴和强光照射等手段来复苏已经体温过低的囚犯。 骨骼移植实验中，通常以健康囚犯为源，从其身上摘取骨骼后植入到需要的囚犯身上。 此外，含磷燃烧弹实验利用含有白磷的弹药对囚犯进行烧伤实验，观察磷对人体组织的破坏效果。 疟疾感染实验是通过让带有疟疾的蚊虫叮咬囚犯或将疟疾感染的血液直接注入囚犯体内进行的。 疟疾导致的高烧和痛苦常常使囚犯致死。 在海水淡化实验中，纳粹试图研究人体仅靠海水或经过不同程度处理的海水生存的可能性。 实验对象被强迫饮用不同类型的海水，这些实验造成了极端的脱水和电解质失衡。 高海拔耐受力实验模拟高海拔低气压环境，几乎所有参与实验的囚犯都因为不能适应剧烈的气压变化而死亡。 黄疸感染实验中，纳粹将流行性黄疸病毒注入囚犯体内，观察病毒对人体的影响。 “双胞胎”人体实验中，纳粹医生对他们进行残忍的医学实验和器官摘除，研究遗传学和身体反应的差异。 参考文献：[1]俞汝珍.达豪纳粹集中营纪念馆.德国[J].世界建筑,1991(2):5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