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主席都佩服的资本家，他的葬礼是建国后规格最高的一场葬礼！ 1874年，陈嘉庚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十六岁时，为了帮助家计，他不得不放下课本，远赴新加坡投身商海。 初到新加坡，面对父亲经营不善的＂顺安＂米铺，年轻的陈嘉庚展现出非凡的商业才华。他积极筹措资金，扩大经营规模，短短几年就让濒临倒闭的小店重获新生。 看到生意步入正轨，1893年陈嘉庚回到家乡成家。当时父亲给他的2000银元聘礼，他却拿来创办了＂惕斋学塾＂，这一举动展现了他对教育事业的重视。 不料回乡期间，新加坡的生意出现严重危机，父亲因经营不善积累巨额债务后郁郁而终。面对困境，陈嘉庚迅速返回新加坡，一边料理父亲后事，一边重整家族企业。 为了开拓新的商业领域，陈嘉庚创办了凤梨罐头厂。凭借优质的产品和严格的管理，订单纷至沓来，很快就还清了父亲的债务。 进入20世纪初，陈嘉庚将目光投向了橡胶种植业。经过十余年打拼，他的橡胶园面积扩展到60万亩，雇佣员工超过3万人，被誉为新加坡四大橡胶王之一。 1919年，事业如日中天的陈嘉庚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将新加坡的生意全权交给弟弟打理，自己则回到祖国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 回国后，他倾其所有创办学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为此他一次性捐资100万元，并承诺12年内追加200万元，这几乎是他全部的身家。 1934年，由于橡胶业遭遇危机，汇丰银行要求陈嘉庚停办学校才能获得贷款。面对威胁，陈嘉庚态度坚决：＂企业可以停盘，学校绝不能停办＂。最终，他宁可关停企业，变卖产业，也要确保学校正常运转。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福建地区先后建立了118所各类学校，涵盖了商业、水产、师范等多个领域。这些学校为当地培养了大量人才，极大地提升了福建的教育水平。 1910年，陈嘉庚与孙中山先生相识，深受其＂天下为公＂思想的影响。为了支持革命事业，他毅然加入同盟会，并捐献5万银元支持革命活动。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嘉庚立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作为南侨总会的领袖，他带头捐款，并发动海外华侨支持抗战。 在他的努力下，南侨总会一举筹集了30亿元抗日资金，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当时国民政府18亿元的抗日经费。这笔资金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提供了重要支持。 1940年，为了了解国内抗战实况，陈嘉庚从新加坡启程前往重庆。在重庆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奢靡和腐败。 国民党高层举办的欢迎宴会耗资10万元，而前线将士却连基本的武器弹药都得不到保障。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让陈嘉庚对国民党的抗战决心产生了严重怀疑。 在与蒋介石会面时，陈嘉庚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国民党的问题。但蒋介石对抗日消极应对，反而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这更加坚定了陈嘉庚寻找新出路的决心。 随后，陈嘉庚决定前往延安考察。尽管蒋介石多次劝阻，但他依然坚持完成了这次考察之行。 在延安，陈嘉庚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共产党领导人艰苦朴素，与民同甘共苦。毛主席穿着布衣草鞋，晚餐也只是简单的三菜一汤。 这次延安之行让陈嘉庚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回到新加坡后，他立即成立了＂新加坡华侨抗日后援会＂，专门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他公开指出＂敌未出国前言和即为汉奸＂，揭露了国民党投降派的真面目。他的言论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更多华侨支持抗日斗争。 为了表彰陈嘉庚的贡献，毛主席亲笔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受邀参加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此后，他选择回国定居，继续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作为一位身家曾过百万的企业家，陈嘉庚的生活方式却极其简朴。他住在一间普通的房子里，家具朴素，连蚊帐都打满补丁。 从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开始，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消费标准。每月的个人开支不超过2元，日常饮食以粗茶淡饭为主。 回国后，尽管政府给他安排了3级行政工资，但他依然保持节俭的习惯。他要求炊事员每天的伙食费不得超过五角，理由是普通工人每月伙食费也就8元。 外出时，陈嘉庚总是自带米粥，装在保温桶里。这样做既是为了节省开支，也是为了不给接待单位增添负担。 他的节俭不仅体现在个人生活上，对公务接待也是如此。1951年，上海市长陈毅来访，炊事员买了一斤糖果招待，却被陈嘉庚批评浪费。 在荣誉面前，陈嘉庚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1924年，当得知集美学校要为他修建纪念亭时，他立即制止，认为个人荣誉不应凌驾于教育发展之上。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他的葬礼是建国后规格最高的一场葬礼，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亲自为他执绋。 在临终前，陈嘉庚留下了三个遗愿：将遗体运回故乡、维持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的办学、实现祖国统一。 如今，他的前两个愿望已经实现。厦门大学已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大学，集美学校也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