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30日，卫立煌逃离沈阳。次日，王化一去劝说沈阳守备司令周福成起义，周福成顽固地说：“我受蒋总统托付，与城共存亡，沈阳有两个月的粮食，足够的弹药，一定和共军拼个你死我活。迫不得已时，我和沈阳同归于尽。你们穿大褂的不必拿我们穿二尺半的作资本，我受蒋总统栽培，只听总统的话，其他的我都不听。” 王化一是东北元老，和周福成本就熟识，他耐心地劝说：“谈到栽培，你和第53军（周福成兼军长）全体将士都是张汉卿先生栽培出来的，你更应该报答张先生的知遇。你搞焦土政策，怎么对得起家乡父老兄弟！” 周福成态度极为恶劣，始终不为所动，还以目光扫射他的卫兵和司令部的各师长，面露凶相。 王化一看出苗头不对，便大声说：“你要知道今天沈阳全体民众和军队、警察，都已团结一致，连你自己掌握的部队在内，完全同意迎接解放军入城，你个人能起多大作用？” 周福成愤怒地站起来，向着他的三个师长说：“敢！你们可以表示意见啊！” 王理寰（53军第130师师长）站了出来说：“周司令，现在大势已去，不能再打，我130师不愿再无辜的牺牲，决定放下武器。”其他两个师长也相继说：“没法再打下去了。” 这大大出乎周福成的意料，他瘫坐在了椅子上，面色惨淡地说：”好吧！你们把我安置个地方吧！反正我至死不投降。” 王化一说：“请你到世合公银行暂时休息一下，然后再谈。”接着，就由苏炳文（东北“剿总”总参议）陪同周福成带着几名卫兵到世合公银行去了。 周福成走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经过短暂商议后，推举53军副军长赵镇藩临时代理沈阳守备司令职务，三个师长则各回防地，准备放下武器，王化一还让王化南（沈阳警局第九分局局长）通令各警察分局负责维持秩序，防范破坏。 到了傍晚时分，苏炳文突然来找王化一，说周福成到世合银行以后，卧床蒙头嚎啕大哭，谁都劝阻不住，苏炳文害怕出意外，便请王化一去劝解。 王化一带着警卫赵铁民来到世合公银行后，安慰周福成说：“只要你不反抗到底，不但生命可以保全，在北平、成都的财产都可以保存。”这几句话看起来似乎“打动”了周福成。 见周福成“平静”了下来，王华一便告辞离开，不料，刚走到楼梯一半，听到楼梯上面的枪栓声响动，王化一连忙回头一望，是周福成的卫士站在上面，拿着手提机枪，枪口朝着楼梯，正在瞄准。 王化一大声喊道：“你想干什么？”警卫赵铁民闻声也赶来，周福成的卫士这才把枪又收起来，退回屋去。 过了一会，周福成把自己的杨、梅两个副官叫来，对他们说：“我待你们二人怎样？”两人回答说很好啊。 周福成说：“我给你们俩一个任务，把副军长赵镇藩枪毙了。” 杨副官说：“这事哪能做，都是长官，副军长犯法你可上报。哪能军长枪毙副军长，有理也变无理了。” 梅副官也说：“即使周司令不顾一切这样，事实上也办不到。副军长以前确实是自己不带枪，但这几天枪不离身，随从也增多了。他的警卫既会武术，又能双手打枪。我和杨副官就算去，也近不了身。” 周福成听了这些话后，哀叹地说：“算了，算了，你们两人也投降吧。”此时，周福成已众叛亲离，束手无策，他拿起笔就写，写了又扯，扯了又写，最后给赵镇藩写了封短信：“国屏弟（赵镇藩），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希你善其后罢。我走了。周福成。即晚。” 赵镇藩得知周福成化装逃走后，便立刻给青年军第207师师长戴朴打电话，请他到兵团部研究一下目前情况和对策。戴朴推说太忙不能来，好像他已经知道周福成出走了。赵镇藩又给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打电话，许赓扬在电话中说：”我确实有事脱不了身，但是我和你是一致的。“ 赵镇藩追说：“怎样一致？请明确一下。” 许赓扬说：“不打了，举行起义。请放心。” 这时赵镇藩想起了沈阳兵工厂，就把该厂的徐科长叫来。徐科长以为是催他破坏兵工厂的事，开口就说：“周司令官叫我做好准备工作，我已备好了炸药4吨，并安装好雷管，待命实施。” 赵镇藩说：“你体会错了。请你来的不是让你从事破坏，而是让你保护工厂的。收音机里已经广播，你听了吗？” 许科长笑着说：“是不是保护工厂有赏，破坏工厂要罚？” 赵镇藩最焦急的一件事情其实是如何与解放军直接联系，他认为沈阳起义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但是由于周福成的顽固拖延了时间，导致赵镇藩等人没能及时派出代表和解放军取得联系。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开始对沈阳发起进攻。当日下午，东野2纵就率先攻入沈阳市区。 沈阳的国军中，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出城和解放军接洽，顺利起义；而赵镇藩等部虽然放下了武器，但是按投诚处理。化装的周福成很快被俘虏，青年军207师是唯一顽抗的部队，师长戴朴带着部分部队突围，一直跑到了山海关，后来逃去台湾。 对自己的部队本该起义却成了放下武器的投诚，赵镇藩一直耿耿于怀，不过解放军都攻入市区了，你还没有联系上，这无论如何也算不上起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