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夜，卢汉以张群的名义召集开会，将赴会的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人扣押。随后，这几人被押到了五华山的光复楼暂时软禁。制定的押送方案是每次只运送一个扣押的人员，这也是卢汉的谨慎之处。 被押送的人坐在汽车后面座位的中间，然后在这个人两边各坐一个警卫营（共6个连）的连长，在驾驶员的旁边也坐着一个连长，每次押送一个人，要出动三个连长，可见重视程度。卢汉还特意叮嘱，如果中途发生突发事件，押送的三个连长不用请示，有权就地枪决押送的人员。 押送顺序为（一共八人）：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保密局（军统局改组后的名称）云南站站长沈醉、二十六军师长石补天，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宪兵西南区参谋长童鹤龄，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昆明航空站站长蒋绍禹。 押送任务由卢汉的警卫营营长徐振芳负责，当徐振芳第一个喊到李弥的名字时，李弥非常紧张，连忙问徐振芳说：“老弟，这下究竟要把我送到何处去?”由于担心是要被枪毙，所以李弥坚持不上车，说要杀就在这里杀。 徐振芳哭笑不得，说：“李军长莫要担心，这是送你去五华山，卢主席在五华山的光复楼等着你呢。”见徐振芳这样说，李弥稍微放心了一些，他也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所以还是上了车。 有了李弥这个例子，在陆续押送其他人的时候，徐振芳都对他们说，是到五华山去见卢汉，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李弥、余程万等8人被陆续送到了五华山后，徐振芳去见卢汉，卢汉叮嘱说：“千万要注意安全问题，这些人非常重要，一个都不能走掉。” 卢汉亲自布置安防措施，他让卫兵们三步一岗，两步一哨，卢汉还交代说：“岗哨必须按照我的措施执行，不许改变，站岗的时间可以缩短，不必按照以前的每班两小时，让卫兵们每次站一个小时就换岗。”卢汉让频繁换岗，还是为了安全考虑。 对李弥等八个被扣押人员，卢汉要求在生活上给予最高标准，八人的饭菜都是由当时昆明非常有名的东阅楼酒店按酒席的标准每天送饭的。 可是饭菜再好，这八个人也无心去吃，何况这些人平日也不缺大鱼大肉，所以送来的饭菜大部分都剩了下来。不过，由于这些人心情很差，抽烟倒是抽得很厉害，卢汉让给供应“三五”、“三九”等牌子的听装烟。卢汉还派出了专门的理发师，每天为这些人修理一下，还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布置成沐浴室供他们洗澡。 从10日开始，卢汉指示杨文清、宋一痕等人，在光复楼的二楼安排了一间房子，并布置了有录音设备，对李弥等八人进行审讯。 李弥是第一个被审讯的，说是审讯，其实是劝说他在已经拟好的起义通电上签字，但是被李弥拒绝了。李弥非常强硬，一开始大声吼叫说：“我不能这样做，要杀就杀，要关就关。我唯有一死报效党国，报效校长。” 宋一痕和杨文清并未用强，而是摆事实讲道理，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劝说，李弥才有所松动，开始犹豫起来，接着李弥接连看了好几遍起义宣言，见通电上有这么一句话：“宣布云南全省解放。” 李弥于是便说：”最好把解放两个字改成独立。“李弥的用心很深，如果改了的话，整个起义宣言的 意义都被改变，可谓阴险愚蠢之极。 杨文清、宋一痕看出了李弥的花花心思，对他进行了驳斥，李弥见状后，又愁眉苦脸地反复考虑了 十几分钟，然后拿起笔颤颤巍巍地在起义通电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签完字后，杨文清让李弥写一个下手令给他的第八军，让该军驻在原地参加起义，改编解放军暂编第十军，听从卢汉指挥。 李弥听了后，说：”第八军已由副军长曹天戈升任军长指挥，我就算下手令去也不起什么作用了。 杨文清说：“你写一个手令，如果曹天戈不执行，那么就是他的责任。”李弥没有了借口，只好给第八军写了一个手令。 接着，李弥要求同他的夫人龙慧娱通电话，卢汉同意了，让警卫营长徐振芳到电话总机去窃听。 李弥在电话里对龙慧娱说，他的一切都很好，还叫龙慧娱前来光复楼见面。 龙慧娱在电话中说:“卢主席要求的起义一事，你就答应吧。你请卢主席派一架飞机送咱俩回老家吧。我们在老家就当普通老百姓，不再过问其他事情。” 见李弥夫妇在电话中的谈话很正常，卢汉便同意了李弥夫妇见面，见面的地方就在光复楼四层李弥软禁的地方，而徐振芳则继续负责监听电话。 李弥、龙慧娱夫妇见面后，谈了大约十几分钟，李弥说了说被扣押的经过，临别时，龙慧娱说：“卢主席的要求你就答应好了，如今大势已去，我和你又能如何呢？你个人什么都改变不了，你要服从卢主席的要求。” 徐振芳虽然监听的仔细，但是却忽略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走的时候龙慧娱明显有话要说，但却似乎不方便说出来，龙慧娱对李弥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走了，如果有需要，我再来。” 李弥看了看妻子，叹了口气说：“你去吧。” 事实上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的李弥是口服心不服，据沈醉回忆，李弥哭着说：“你看这样我如何对得起人，不如死了算了！”说完便要从窗口跳下去，眼疾手快的沈醉一把抱住了他，劝了好一会才平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