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西安一小男孩玩泥巴，捡到一生锈铜老虎，拿到废品站卖，却只值3毛钱，便留着当玩具，谁知玩着玩着，老虎全身竟露出金字！ 1975年的冬天，陕西西安郊区沈家桥村东北的南关路上，这天，杨东锋正在南关路附近平整土地，突然看到泥土中露出一个奇怪的东西。那是一个沾满泥土的铜制品，隐约能看出虎的形状。 在当时的农村，任何金属制品都是值钱的物件，但这个铜虎看起来已经很旧了。杨东锋随手拍掉上面的泥土，发现这个铜虎的工艺似乎很特别。 他并没有把这个发现放在心上，只是觉得这个虎形物件做工精致，或许能当作玩具。下工回家时，他就把这个铜虎带回去给妹妹玩。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孩子们很少有玩具。杨东锋的妹妹得到这个铜虎后，每天都会仔细地擦拭把玩。 随着不断地摩擦，铜虎表面的锈迹逐渐褪去。一天，杨东锋的妹妹惊喜地发现，在铜虎光滑的表面上竟然隐约可见一些金色的字迹。 杨东锋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些金色的字迹似乎是古代文字，整齐地排列在铜虎的表面上。这让他意识到，这个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玩具的铜虎，很可能是一件古代文物。 恰巧这时，杨东锋家里有人生病需要医药费。他决定找专家鉴定一下这个铜虎的价值，希望能解决家里的困难。 带着对铜虎真实身份的疑问，杨东锋开始了漫长的鉴定之路。第一站，他来到了当地的博物馆，希望能得到专业人士的指点。 博物馆的专家匆匆看了一眼，就断定这是一件赝品。那个年代，常有人用假文物来骗取钱财，这让很多专家对送来鉴定的文物都持谨慎态度。 不死心的杨东锋又找到了第二位专家，结果依然是被认定为赝品。第三次鉴定的结果同样令人失望。 三次鉴定的失败，加上家中亲人病重需要医药费的压力，让这段寻找真相的旅程变得格外艰难。但杨东锋始终相信，这个铜虎一定不是普通的物件。 在第四次尝试中，杨东锋遇到了陈遵祥。虽然陈遵祥不是青铜器方面的专家，但他认真听完了杨东锋讲述发现铜虎的经过。 陈遵祥觉得这个故事很特别，决定帮助这个诚实的年轻人。他当即拿出身上仅有的五十元钱，表示愿意买下这个铜虎。 在1975年，五十元可以买到不少东西，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经过三次失败的鉴定，现在有人愿意出价购买，对于困难中的杨东锋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陈遵祥虽然不确定铜虎的真假，但他认识一位研究秦汉历史的专家陈直。陈直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在文物鉴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当铜虎摆在陈直面前时，这位经验丰富的教授立刻被它吸引了。仔细观察后，陈直认为这很可能是一枚秦国的虎符。 这个判断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此前，全国仅发现过三枚虎符，如果这枚铜虎真的是虎符，那将是第四枚。 陈直教授的发现引来了更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他们对这枚虎符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材质、工艺到文字内容都做了详细的考证。 专家们发现，这枚虎符上的铭文采用了小篆字体，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证明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小篆字体就已经在使用了。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枚虎符的价值越发显现。它不仅年代久远，而且制作工艺精湛，是研究秦国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这枚出土于西安的虎符，体现了古代中国青铜器制作的卓越工艺。它的尺寸并不大，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却蕴含着巨大的历史价值。 虎符表面整齐地排列着40个错金铭文，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雕刻。这些文字采用小篆字体，清晰地记录着当时的历史信息。 在春秋战国时期，虎符是一种重要的军事信物。它通常由青铜制成，并被分成左右两半，一分为二后分别由不同的人保管。 右半部分由朝廷掌管，代表着皇权的象征。左半部分则交给军事指挥官或地方长官，作为调动军队的凭证。 只有当两半虎符合在一起时，才能证明调兵令的真实性。这种设计十分巧妙，有效防止了军令被假冒。 经过专家鉴定，这枚虎符是左半部分，原本应该由一位秦国的军事将领或地方官员掌管。它的出土为研究秦国的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在这枚虎符被发现之前，考古工作者只找到过三枚虎符。这枚新发现的虎符成为了第四枚，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专家们认为，这可能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秦国虎符。它的年代要早于此前发现的新郪虎符和阳陵虎符。 这枚虎符的发现还证实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铭文使用的小篆字体表明，在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前，小篆就已经在秦国使用。 1978年11月30日，在陈遵祥的同意下，这枚虎符正式入藏陕西省博物馆。从此，这件国宝有了安全的归宿。 国家没有忘记发现者杨东锋的贡献。在了解了整个事情的过程后，给予了他适当的奖励。 枚虎符的价值不断提升。从最初的50元到如今超过1亿元的估值，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