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臭名昭著的中共大叛徒，单枪匹马摧毁一个党组织，更是致使江姐等革命英烈牺牲的罪魁。令人诧异的是，行刑之际，他高唱国际歌，还高呼“共产党万岁”。 1949年10月28日，重庆大坪刑场寒风瑟瑟，十名戴着沉重镣铐的共产党员走向死亡，他们整齐地高唱《国际歌》，声音激昂，震撼着周围的群众。 这十人之中却有一个让人复杂难言的身影——涂孝文，这位曾背叛党组织、出卖战友的叛徒，竟然也在最后时刻喊出了“共产党万岁”。 涂孝文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他于1910年出生在四川富顺县，青年时期便受到革命思想的感染。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以突出的组织才能迅速崭露头角，在四川大学期间，他组织学生成立了解放先锋队成都地方部，成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 凭借能力，他被任命为江安县委书记，并参与了中共七大，成为川东地区党组织的骨干力量。 抗战胜利后，党组织派涂孝文到川东地区主持工作，他的任务是组织地下武装、发展革命力量。这片土地在他的带领下逐渐成为革命根据地。 形势的急转直下埋下了悲剧的种子，1948年4月，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他在特务的威逼利诱下迅速叛变，供出了涂孝文的行踪。 此时的涂孝文正在万县从事地下工作，完全没有防备，当特务抓捕他时，他因毫无心理准备而慌乱失措。 被捕后的涂孝文是敌人眼中的“大鱼”，作为川东地工委书记，他熟知党组织的架构和许多机密，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试图从他口中撬开更大的情报网络。 起初，他坚守了信念，但在极端的肉体折磨下，他的意志崩溃了，他供出了党组织的联络点、主要成员以及活动计划，这直接导致了川东地下党的大面积破坏。 他的叛变如同一场暴风骤雨，彻底摧毁了党组织的防线，江姐、万震等多名重要领导相继被捕。 涂孝文甚至亲自协助特务抓捕革命同志，为敌人提供更多情报，这一行为令战友们愤怒至极。 江姐被捕后，公开揭发了涂孝文的背叛，将其真面目昭告天下，虽然这一揭发为组织争取了一些调整时间，但川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已经元气大伤。 江姐是川东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之一，被捕后的她，在敌人面前表现出非凡的坚毅，无论是竹签刺指还是老虎凳折磨，她始终未泄露任何党组织信息。 江姐的坚韧与涂孝文的背叛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让更多革命者在绝境中看到信仰的力量。 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江姐被敌人残忍杀害，她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 与江姐的坚贞相比，涂孝文的行为无疑是背叛，命运在他的后半生再次发生了转折，在狱中，革命同志们虽然痛恨涂孝文，但并未完全放弃他。 他们耐心地与他交谈，试图唤醒他内心深处的良知，涂孝文逐渐陷入深深的悔恨之中，他认识到自己的背叛行为对党组织和战友们造成了巨大伤害。 这种悔恨让他决定停止为敌人服务，他拒绝再提供任何情报，不再参与特务的活动。这一转变令敌人极为不满，认为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1949年10月，涂孝文被重新列入处决名单，与其他革命者一同面对死亡。 10月28日清晨，大坪刑场寒意阵阵，涂孝文和另外九名同志被押上刑场，在行刑的最后时刻，他们齐声高唱《国际歌》。 涂孝文的声音特别洪亮，他还用尽全力高喊“共产党万岁”。这一幕让围观群众无不震撼，但也令人感慨。 一个曾背叛党组织的叛徒，为何会在生命的尽头喊出这句口号？他的忏悔是否能够弥补那些不可挽回的损失？ 历史不会原谅叛徒，却也记录下了复杂的人性，涂孝文的背叛为川东党组织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他无法逃脱道德的审判。 他临刑前的呐喊，也许是一种对信仰的回归，或许，他在内心深处始终未曾完全背离党的理想，只是在痛苦与恐惧中迷失了方向。 这段历史中，还有许多像涂孝文一样的叛徒，他们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选择了屈服。 例如冉益智、刘国定等人，他们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大量同志被捕甚至牺牲，重庆解放后，这些叛徒都受到了人民的审判，最终被处以极刑。 涂孝文的一生，是革命斗争中人性复杂性的写照，他既是曾经的英雄，也是组织的掘墓人。 他的一切，提醒后人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信仰的坚守更是至关重要。 江姐等烈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永远铭刻在历史中，而涂孝文的忏悔则成为警示，告诫世人，忠诚与背叛的选择，不仅决定个人命运，更关乎革命的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