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杨开慧被敌人捕获，毛岸英也被牵连其中。尽管只有8岁，但他却与母亲一起被关进了监狱。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杨开慧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坚持保护家人。这种坚定和勇敢深深地影响了毛岸英，成为了他日后的力量源泉。 在杨开慧英勇牺牲后，毛岸英与弟弟们被接到上海，在一家幼儿园暂住。然而，好景不长，地下组织受到破坏后，他们再次流离失所，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在这段极端困苦的时期，毛岸英不仅要保护自己，还要照顾弟弟，显示出了早熟的责任感。 最终，1936年，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党组织将他们送往欧洲，后转至苏联的国际儿童院。在那里，毛岸英虽然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但心灵上的创伤和对父母的思念始终如影随形。他努力学习，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成为了一个表现出色的学生和青年领袖。 随着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19岁的毛岸英主动请缨参战，展现出了他的勇气和责任感。战后，他随苏联医疗队返回中国，最终与父亲毛泽东在解放区重逢。毛泽东虽然身处高位，但仍旧坚持与儿子共同用餐，珍惜着久别重逢的每一刻。 毛岸英在解放区的多个部门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新中国建立后的初年，毛岸英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的洪流中，先后担任外交翻译和机器厂副书记。在这段期间，他不仅精进自己的外语技能，还学习了大量的管理知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要求。 1950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毛岸英作为新婚不久的青年，主动报名加入志愿军。。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虽然心中有忧，但他高度评价了儿子的爱国情怀，并同意了毛岸英的请求，同时不忘叮嘱他注意战场上的安全。 毛岸英于1950年10月19日抵达朝鲜，担任司令部的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初到朝鲜，志愿军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敌军，且需要迅速适应陌生的环境和与朝鲜民众的协作。在这种压力之下，毛岸英展现了超出其职责的工作能力，他不仅完成了自己的翻译任务，还积极参与其他后勤支援工作，深受同僚们的好评。 然而，1950年11月25日，美军对志愿军司令部发动了空袭。警报发出时，毛岸英正在处理一些重要文件，由于距离门口较远，且急于保护这些文件，他未能及时撤离。在混乱中，一枚燃烧弹封锁了他和一名参谋的退路，导致他们双双壮烈牺牲。当日下午，彭德怀电报北京，报告了这一悲痛的消息。 北京方面在接到消息后一度陷入震惊，高层领导经过商议，决定暂时保密，以寻找适当的时机向毛泽东透露这一不幸。直到1951年1月2日，毛泽东才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面对这一巨大打击，他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没有流露出太多情绪，但从他的沉默中可以感受到深深的哀伤。 彭德怀返回国内后，对毛泽东汇报了毛岸英的牺牲经过。虽然彭德怀自责未能更好地保护毛岸英，毛泽东却安慰他，指出战争本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牺牲。毛泽东决定让毛岸英与其他志愿军烈士一样，安葬在朝鲜， 周世钊与毛泽东的友情始于1919年，当时两人都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室友，这段时间内，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虽然命运将他们带向了不同的道路，但那份纯真的同学情谊始终在两人心中有着特别的位置。 尽管周世钊与毛泽东各自投身不同的职业生涯，他们之间的联系并未因距离而淡化。1949年中国成立后，周世钊受到了毛泽东的邀请，参加了1950年10月1日的国庆观礼，并与毛泽东有过一次亲密的用餐和交谈。这次重聚，两位老友回顾了过去的岁月，同时也分享了各自的人生经历与国家的新局面。 1951年7月，周世钊因公事再次来到北京，并与毛泽东会晤。在他们的交谈中，抗美援朝战争成了重要话题。周世钊表达了对战争牺牲的担忧，尤其是新中国需要大量人才来建设国家，而前线牺牲的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则深入解释了战争的必要性，强调如果不抵抗美国的侵略，后果将比日本侵华更为严重，甚至可能丢失革命的成果。他认为，战争是被迫而为，是对抗外来侵略的正义行为。 当谈到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的牺牲时，周世钊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询问这是否与当时的前线指挥彭德怀有关。毛泽东沉默片刻后，表达了对于战争本质的看法，坚定地说，支持岸英去朝鲜是必要的，因为战争不分身份。他强调，岸英的牺牲责任在于美国的侵略，而非彭德怀。 周世钊虽然对引起这段沉痛的话题感到后悔，但他从毛泽东的回答中感受到了毛的宽广胸怀和坚定的父爱，这更加深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毛泽东对于儿子的牺牲虽感悲痛，但他的态度和对其他相关人员的理解与支持，体现了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担当与视野。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岸英在朝鲜战争中的牺牲被更多人理解和尊重，他不仅被视为革命英烈，还在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