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28日，张作霖率领奉军主力入关。杨宇霆等人向他提起如何应付段祺瑞和冯玉祥，张作霖说：“这个你们就不用操心了，我太在行了。军事上我非得靠你们，我光杆司令是不行的。可要是玩计谋这两下子，我可比你们高明多了，你们大可放心。” 当时直系吴佩孚的大军已经被张作霖击溃，而北京的大总统曹锟也被突然回师的原直系将领冯玉祥软禁。至此，第二次直奉大战以直系的彻底崩溃而告终。 张作霖能入关，冯玉祥给直系背后一击极为关键。就在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激战之时，10月23日，冯玉祥囚禁曹锟后，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命亲信鹿钟麟为国民军警备司令。 冯玉祥逼迫曹锟下令，让山海关一带直军，由督理直隶军务王承斌、帮办直隶军务彭寿莘接管，而王承斌和彭寿莘都是冯玉祥的人。冯玉祥又派孙岳的国民三军前往保定，解决了直系曹士杰的十六混成旅。并且派冯部孙连仲旅进驻丰台，以为策应。 然而，冯玉祥低估了张作霖，10月22日，奉军张宗昌部2万人突然进攻滦州。就在同一天，奉军李景林部1.5万人进攻昌黎。昌黎的直军一触即溃，退到滦州，又被张宗昌的部队打败。乘胜追击的张宗昌和李景林大举向天津推进，主力集结在津榆一线，并成立了津榆驻军司令部。这样，直隶的东部实际已被奉军控制。 在张宗昌、李景林等人重兵集结之后，张作霖正式入关，专列直接开到了天津。 此时，为了沟通和奉系的关系，冯玉祥也同时到了天津，张作霖、冯玉祥去了段祺瑞的寓所会谈。 就在张、冯会谈的当晚，奉军李景林部突然解除了天津以北之北仓冯玉祥部的武装。被解除的是国民军第三、第四两个混成旅的武装，奉军称这是他们在滦州以西与直军战斗之结果，直军败军的武器应为奉军所有。 冯玉祥听到消息后，气得差点吐血。 这还没完，到了第二天晚上，李景林部把直隶督理王承斌新编的第二十三师缴械，王承斌被迫躲入天津租界，通电辞职。同日，李景林又把孙积孚的第二十师缴械了。这样，奉军全部接收了王承斌和孙积孚的队伍，兵力从三万多一下子增加到了七万人，驻扎在津浦、京奉两线和天津周围，而且李景林获得了直隶省的地盘。 11月12日，天津会议正式召开，讨论打败直系后的善后问题，实际就是商量如何瓜分地盘。在这次天津会议上，冯玉祥非常的孤立，他对张作霖的言而无信、咄咄逼人，非常不满，尤其让他气愤的是奉军逼迫冯玉祥的副总司令王承斌辞职。奉军的种种表现，使冯玉祥大失所望。 天津会议正式召开的时候，张作霖终于现身了。为了弥补双方的裂痕，段祺瑞特意将冯玉祥的功劳大大夸了一番。 没想到张作霖一下子站了起来，对段祺瑞说： “这是当兵的分内之事。但起义和收买完全是两回事，收买过来的人不能参与大事的讨论。”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话明显是冲着冯玉祥来的，措手不及的冯玉祥非常尴尬，段祺瑞也没想到张作霖这么不给面子。段祺瑞只得劝解冯玉祥，好言宽慰。 会后，段祺瑞又拉着冯玉祥去张作霖的下榻处拜会，张作霖碍于段祺瑞的面子，不好讲冯玉祥怎么 样，只好说了几句场面话，算是让冯玉祥有了个台阶下。 接下来，就该考虑组建政府的事情了。由于各地督军一致推举段祺瑞出来主政，张作霖也不反对，于是段祺瑞就在天津召开了特别会议，讨论组建一事。 在会上，张作霖拒不承认当初的约定，说什么不进关的说法是个误会，根本就是两边的人听错了。同时他还一并推翻了其他的承诺，并且还提出必须对南方的直系残余势力继续用兵。 段祺瑞可不想让奉系彻底控制全局，冯玉祥也坚持当初的和平立场。由于张作霖刚刚进入关内，还没有站稳脚跟，不想过分得罪段祺瑞，以免自己无法收场。于是最终商定，奉军沿津浦线进至德州为止，但不侵入浙江；国民军沿京汉线向河南发展，但不进入湖北；允许吴佩孚和平下野，不下通缉令；召集善后会议，讨论组织政府和一切善后问题。 各方势力处于平衡，段祺瑞成了争议最少的临时执政人选。张作霖和他手下的大部分将领都倾向段祺瑞，他们认为段祺瑞这个人虽然曾经是皖系首领，但他个人操守值得信任。而且说起来奉系和皖系当年还都属于北洋系，心理上就比冯玉祥的国民军要亲近得多。? 长江流域的直系实力派也很拥护段祺瑞，因为他们原来的领袖曹锟和吴佩孚已经下野，总得另外找个靠山。看来看去，属于北洋系的也就段祺瑞最合适了，毕竟大家都是北洋一系，段祺瑞北洋元老的身份是他们比较欢迎的。 1924年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公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四天后，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等直系各督军再次电请段祺瑞早日出山。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一致拥戴声中，通电宣告就任“临时总执政”，可是随后就是各方激烈的角逐，没有兵权的段祺瑞只能听之任之，毫无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