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关押在沈阳战俘营的美国、英国、荷兰等国战俘，经历了一个难熬的严冬。大部分人 染上伤寒，但日本军医却以虐待战俘为乐，为了确诊病人是否患上痢疾，竟然让病人光着脚在零下几十度的操场上跑步。 如果病人没有出现虚脱或者拉肚子，日本军医就认为没有患病，就让你去干活。由于严格限制药品，原本是普通疾病的痢疾成为置人于死地的杀手。一百个痢疾病人中只有一个可供使用的便盆，很多人由于不得不钻出被子冒着严寒去室外上厕所，而患上肺炎死去。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死去，第一个冬天就死了几百多名战俘。 在沈阳战俘营的第一个冬天，日军每晚都要处理战俘尸体，开始只是用毯子裹起来，后来才有了棺材，所谓棺材实际上只是简单钉制的木头箱子。 停尸房很快就堆满了，几百多具尸体放在一个很大的库房里，这个库房刚好斜对着厨房，战俘们每天吃饭时都要路过这里。库房十分简陋，透过墙上大大小小的孔洞，可以看到里面堆积起来的尸体，这令每一个战俘毛骨悚然。 直到春天来了，天气开始转暖时，战俘们才把难友的尸体运到日本人指定的地方，在通往四平的道路旁进行掩埋。但因黑土地还没有完全解冻，一镐下去只留下几个镐印。于是他们只好在掩埋地先生火，把地烤得软一点，挖一挖再用火烤，然后再挖，直到把坑挖好，把尸体全都掩埋。 恶劣的生活环境，把战俘们逼上了绝路，终于有人开始逃跑了。一天，沈阳战俘营忽然乱作一团，战俘营司令松田大佐挥舞着军刀，咆哮着冲来冲去；日本士兵在铁丝网内三十米处又用绳子围出一道警戒线，任何人只要越过就会立即被枪毙；日本人还做了三口棺材，摆放在战俘营门口，声称这将是那三个逃跑者的归宿。 所有战俘都被集中在操场上，日军开始清点人数。很快，确定了出逃者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士查斯坦、水兵帕里奥地和麦林格洛。 松田大佐开始训话了：“最近发生的具有叛变性质的、严重违纪性质的和不幸的麻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的人都始终如一地在以同情心善待各位。但是那三位胆敢违背我的愿望逃跑的人完全是不人道的。是你们自己放弃了运气，把自己送进了糟糕的境地，我不但要严惩那些胆敢违抗上述警告的人，还要惩罚与之同小组的十人，因为你们是要为不轨行为相互负责的。” 幸存的美军战俘罗森道尔回忆：日本人把他们分成了组，就是他们所说的“患难十兄弟”，十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逃跑，其余的人全都会被枪毙。这种情况在菲律宾发生过，但是在这里没有实施，人们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会实施，为此他们十分担心。 日本人并没有把其余的人枪毙，但战俘出逃的三个营房的战俘组长被关了十天禁闭，其余的人在各自的铺位上整整坐了三天，不许交谈、不许动弹，每天的伙食被削减了三分之一。整个战俘营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中。 三个出逃者中为首的是查斯坦。就在逃跑之前的那天，他还和大家在一起干活。他总是用石头或其他东西锻炼身体，人们都说他要逃跑。有人还劝他没必要冒这个险，但查斯坦等人还是决意要逃走，因为他们为了这次出逃已经作了一个冬天的准备：拥有将近二十七公斤的狗肉干（杀掉野狗偷偷存储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竟还拿到了一张沈阳附近的地图，凭着这张图，他们仔细研究了出逃路线，计划先躲在荒野，再一步步接近六百公里外的中苏边境，从那里逃往苏联。 那么这张至关重要的地图究竟是怎样来的呢？谁能想到，地图和一位叫高德纯的中国人还有着一段渊源。高德纯是沈阳人，1942年起在“奉天战俘营”所属的“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担任学徒，有二十余名盟军战俘在他的带领下从事安装机床工作，尽管语言不通，他们相处得还不错。这其中就有逃跑的查斯坦中士。 而在这之前，一个日本实习生丢了一张地图，他怀疑是高德纯偷走了，两人发生争执，还打了起来。后被日本事务所把事情平息了。几天后，三名逃跑的战俘出现在战俘营里，他们是被日本骑兵拖回来的，他们已不能走路了，回到战俘营的时候，简直就是个死人，根本用不着再枪毙他们了。 高音喇叭里又传来松田大佐的训令：“要知道高墙的外面，我们的安全体系是十分完善和坚固不破的，逃跑的命运就是被立即逮捕，你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不轨行为都意味着你们给自己套上了枷锁，每动一动都更加危险。” 接着，日本人开始追查逃跑战俘手里地图的来历。日本人抓了二十多个中国人到日本宪兵队面前受审，让抓回的战俘指认，追查是谁给他们的地图。最后高德纯成了怀疑对象，日本人对他严刑逼供，又灌辣椒水，又灌煤油，把高德纯折磨得死去活来。 1943年，高德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得以重获自由。 战后，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统计，美军战俘在奉天日军战俘营的死亡率是在德国战俘营里死亡率的14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管理局负责人认为，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对战俘有强烈的仇视心理，日军扣押红十字会的物资、扣押药品，只给战俘极少的食物，加大了战俘的死亡率。
